往来好朋友
罗常培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者之一。
我在纽约银行界工作的时候，罗常培在耶鲁大学讲学。耶鲁所在的新港跟纽约交通方便，我们不时往来。当时老舍也在纽约。他们二人是从小同学，经常一起到我家。
有一次，罗常培和老舍来到我家。吃完饭后，罗先生无意看到我书桌上放着一叠手稿，就问这是什么。我说：“闲来无事，以玩弄速记为消遣。”他问：“谁的设计？”
我告诉他，我想用同一种Gregg式的速记符号，记录几种不同的中国主要方言，不一定有实用，只是作为消遣而已。
他一听，来了兴趣，告诉我，他年轻时候从事速记，做过国会的速记员，是速记引起他研究语言学的兴趣，后来走上了语言学专业的道路。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聊天题目。
我告诉他：“还有一件事，我害怕贻笑大方，一直不敢告诉你。我有一个洋人朋友，要我教他一点儿中文，只要一点儿，不要多。为了教他一点儿中文，我编了一本微型讲义《中文十课》。用简易的拉丁化新文字，不用方块字。读了五课以后，才开始学几个方块字。这也是闲暇无事的玩意儿。”我不好意思地拿出那本用打字机打的以英文解释中文的讲义，补充一句：“这是洋涂鸦！”没想到，罗先生认真地说：“让我拿回去看看。”
不久，他把讲义还给我，在我错误的地方，详细地用铅笔作了改正，并对我说：“有一点意见：不标声调，不好。”他的诚挚态度，给了我深刻印象。想不到以他这样一位国际有名的语言学者，竟对我的消遣的玩意儿毫无轻视之意，反而主动给我帮助。
我听了他的话，不再赞成当时“拉丁化运动”反对标调的主张。从此，我对中文的拼音化问题，继续作一些业余的研究，不再把它看作是见不得人的事情。
老舍跟我是很好的。在美国常常跟老舍在一起。老舍爱讲笑话，每个礼拜天到我家吃饭，开心得不得了。因为他喜欢吃中国菜。我的老伴买菜自己做菜。老舍很有趣味。他喜欢讲乌龟故事，他讲了很多乌龟王八的趣事。有朋友对他说，你老是讲乌龟，今天就不要讲了吧，你唱一个戏吧。老舍就唱戏，结果还是唱钓金龟。后来我回国了，他也回国了。两个人行业不一样，往来就少了。
赵元任先生在学术上是了不起的。赵元任在美国教书，我的夫人上过他的课。我常常拜访他，请教他问题。中国语文现代化，是他开头的。
回国后，20世纪50年代，我们要设计拼音方案。事实上，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两代人的努力。早在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当时的北洋政府就开始制订注音字母方案。是黎锦熙先生他们搞的，这是中国语文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步。赵元任制订国语罗马字，不用中国汉字式的符号，而是用国际通用的字母。赵元任的方案，从学术角度讲是很好的，可是推广上发生了困难。赵元任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设计拼音方案时主要参考了他的学术成果。
后来我在北京大学上课，出版了一本《汉字改革概论》，赵元任看了以后，就从美国写信给我。可是碰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封信我在四年后才收到。
在纽约，我认识了刘尊棋。一天晚上，杨刚女士同一位朋友来到我家。她介绍说：“这是刘尊棋先生，大名鼎鼎的新闻记者。”来到我家，他是“宾至如归”，我是“一见如故”。
略事寒暄之后，杨刚和我就向他请教许多国际局势问题。他对当时的世界变化了如指掌，细细分析，娓娓道来，我们静静倾听，把思虑伸展到世界和中国的明天。那一晚成为“难忘之夜”。后来，我去欧洲，跟刘尊棋失去了联系。再次见面，是在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