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更的母亲艾琳（Aline Chazal），显然受到了母亲弗劳拉的女性主义及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她与高更的父亲克劳维（Clovis Gauguin）的恋爱与结婚都印证着两个家族的革命血统与自我放逐的传承。
高更的父亲克劳维，是法国十九世纪《民族报》（Le National）的政治记者，许多数据中都显示着这名记者的反威权与正直不阿的个性，他在一八四八年的法国政治变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爆发工人革命，走上街头的工人抨击政府任意关闭工厂，致使工人失业，生活无以为继。
工人的街头运动遭到镇压，保守的执政党重新选举总统，以不法手段推举路易·拿破仑（Louis Napoleon）为总统，高更的父亲克劳维当时担任报纸的总编辑职务，不断抨击独裁政权非法的揽权与滥权。
路易·拿破仑在总统的职位上企图发动政变，改变宪法、恢复帝制，高更的父亲克劳维在报纸社论上揭发路易·拿破仑称帝的野心，因此遭受巨大压力与迫害。
一八五一年，克劳维带着妻子和刚三岁的儿子、四岁的女儿远渡秘鲁，试图逃过政治迫害，也希望在秘鲁继续办报，鼓吹革命，抨击独裁者。
克劳维的理想无法完成，他在远渡秘鲁的路上染患重病，在穿渡麦哲伦海峡时血管瘤破裂，不治而亡，留下妻儿，埋葬在异乡的法明那港。
路易·拿破仑一一扫除异己，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发动政变成功，恢复帝制，自称拿破仑三世。
克劳维对抗威权独裁的悲剧结局或许只是这个革命血统的家族许多不凡的故事之一。
而童年的高更却因为父亲政治上的被迫害与自我放逐，在南美的秘鲁度过了他最早的童年。
三岁到六岁以前，高更都住在秘鲁的首都利马。
他的母系世代都是西班牙派驻秘鲁的殖民官员，秘鲁虽然已经独立，但是旧的殖民势力仍然在地方上拥有权力与财富。
高更说他有超凡的“视觉记忆”。
在晚年的回忆中，他具体地描述着在秘鲁度过的童年时光的点点滴滴。
我记得总统的纪念堂，记得教堂的圆顶，圆顶是整块木头制作的。
我的眼前还有黑种土著少女，她总是依照惯例，带一张小地毯，用来让我们在教堂跪在上面祈祷。
我还记得洗熨衣服的中国仆人。
高更的童年回忆是视觉里消除不掉的画面。童年的画面只是一幅一幅图像，没有标题，也没有说明，但或许比所有的文字书写都更具体真实。
他的童年视觉记忆里也包括美貌的有西班牙贵族血统的母亲：
正如一个西班牙贵族夫人，母亲个性暴烈……最愉快的事是看着她穿着民俗服装，脸上半遮掩着织花面纱，丝绸织花遮住一半脸庞，另一只眼睛露在面纱外，那么温柔又傲慢的眼睛，那么清纯又那么妩媚。
高更在一八九〇年凭借回忆画了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画像，或许，那段流亡异乡的岁月是高更永远忘不了的美好记忆。父亲不幸在政治迫害中流亡，自我放逐，高更却获得了放逐中最大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