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相差二十三岁，高更与梵高相差五岁，如同李白与杜甫相差十一岁，历史有时是以极端冲撞的方式激射出创造与美的灿烂火花。
写米开朗基罗时不能不提到达芬奇，缺了他们中的一个，文艺复兴的历史不完整；同样地，谈梵高时不能不谈高更，缺了其中一人，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欧洲美学也不完整。
他们在一个时代相遇，也在一个城市相遇，他们相遇在文明的高峰。
梵高一八八七年在巴黎与高更相遇，很短的相遇，然后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梵高去了阿尔，高更去了布列塔尼。
他们对那一次短短的相遇似乎都有一点错愕──怎么感觉忽然遇到了前世的自己。
因为错愕，所以会思念、向往、渴望，终于会有第二次相遇。
第二次相遇在阿尔，时间是一八八八年的十月到十二月，他们同住在一间小屋里两个月。
第二次相遇成为悲剧的纠缠，两个月一起生活，一起画画，在孤独的世界中寻找到唯一知己的梦幻破灭，梵高精神病发作，割耳自残，住进精神病院，以最后两年的时间创作出震动世界的狂烈的绘画，在一八九〇年七月举枪自杀，结束（或完成）自己的生命。
高更没有参加梵高的葬礼，他默默远渡大洋，去了南太平洋的塔西提。
高更六岁以前是在南美度过的，他似乎要找回童年没有做完的梦。
在去塔西提之前，高更曾经长达十年任职于当时最红火的巴黎股票市场，作为一名成功的证券商，在巴黎拥有豪宅，娶了丹麦出身高贵的妻子，有五个子女，出入上流社交场所，收藏名贵古董与艺术品。
一个典型的城市中产阶级，在养尊处优的生活中，忽然有了出走的念头。
高更出走了，走向布列塔尼，走向荒野，走向塔西提，走向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没有现代工业与商业污染的原始岛屿。
高更是十九世纪末欧洲文明的巨大警钟，宣告白种人殖民文化的彻底破产。
他抛弃的可能不只是自己的家庭、妻子，他抛弃的是欧洲文明已经丧失生命力的苍白、虚伪与矫情。
高更凝视着坐在海边无所事事的塔西提女子，赤裸的胴体、被阳光晒得金褐的肌肤、饱满如丰盛果实的乳房与臀部、明亮的眼睛黑白分明、可以大胆爱也大胆恨的眼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