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只是第一步，关键在于：新闻事业这种广泛影响社会的经常性的专业活动始于何时？我们知道，用机器印刷的定期报纸是17世纪初问世的，但是就像活字印刷术诞生之初并未立即用于印刷报纸一样，定期报纸从出现到能够广泛影响社会，必然要经历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新闻事业成因论》就是对这一时间节点的探讨，而这是国内外学界少有人关注的，因此本文是我“早期”论文中较有影响的一篇。
20世纪90年代初设立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其名称令人耳目一新，因为它适应了一种观念史的变迁。在英文世界，propaganda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就逐渐发生了语感上的变化；在我们过去效仿的苏联体制下，新闻与宣传是一回事，甚至宣传涵盖了新闻。改革开放让国人眼界大开，既然在国家政治层面，“国新办”之名呼之已出，那么学术界如何回应和辨析新闻与宣传这两个概念呢？《新闻宣传异同论》在学理上回答了这一问题。
1995年，中央编译局开始推出根据德文版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二十年计划，当年出版了第一卷。在童老师的提点下，我开始阅读并比较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异同，发现除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这两篇直接探讨新闻出版的专文之外，新版本的注释中或增添或更新了大量与新闻出版有关的内容。这成为我写作《从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首卷看〈莱茵报〉时期德国新闻事业》和《马克思是不是〈莱茵报〉的主编？——兼谈〈莱茵报〉的编辑体制》的原动力。
当然，对美国新闻事业的关注导致了《历史探寻与新闻精神——〈新闻与正义：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选〉再版导言》《风云不褪名报色——〈纽约时报〉历史上的六次重要改版》和《十五名美国电视新闻主播的经历与素养》等文章的面世。其中有两篇是我翻译和主译的《信息时代的新闻价值观》和《新闻与正义：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选》的译序。这也成为我的一个习惯，翻译一本书，再努力写一篇较长篇幅的导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