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怎么起来的，我始终没弄清楚。
学院完全变了样子，到处贴满了大字报。漫天的传单。
我与同院儿的一个小男孩儿亚明很要好，平时我们在一起玩儿。
红卫兵在主楼散传单，唱歌儿，打人，人山人海地，看大戏似的。学校以前挺漂亮的，现在贴满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花花绿绿。这天，亚明跟我说：“贴了好多你爸的大字报，说你爸是右派是国民党特务。”我反问他：“你爸呢？”
“我爸十六岁就参加了解放军。”他眼神很优越地瞥了我一眼，透出为我担心的神情。我马上跑回去问父亲，他表面显得很平静，说：“一九四四年我十五岁在台湾上过七个月中学，我怎么够当特务的资格呢？我已经申报过。放心！”
当时我特别担心出身问题，知道工人、农民、解放军家庭是好出身，我们家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更不是解放军，就问母亲“有没有一种别的出身呢？”母亲说“职员”，我觉得踏实了点儿，有救儿。因为我爱自己的父母，一点不想交换出身，我常见到邻居中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家，不分街头巷尾满口脏话地侮辱自己的孩子，还抽大嘴巴。
学校“文革”运动刚刚开始。每一天，学院里都有新的“牛鬼蛇神”被揪出，在外国留洋的学术权威、校长、出身不好的都要写从一九四九年以来自己的履历“交代书”，并且号召大家放下人情互相揭发。
批斗会一天一场，我挤在人群中看，发现开始还有对人性起码的尊重。后来，大学校园里来了许多外地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势态突变。他们站在一辆辆解放牌大卡车上，在学院的路上游行，连续唱着一首歌：“拿起笔来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批斗会上，外地的红卫兵叫着：“北京的大学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们太温良恭俭让了！……对于阶级敌人就是要打，打——打呀！”他们脸上放出要杀人的凶光，是活人都能觉出来的。一个很美丽的苗条少女，穿着一身绿军装，刘海整齐而漆黑，她大概是文工团的吧。她解下皮带，动作像电影里的女英雄，用有铁头儿的一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抽下了第一鞭，校长凄惨地叫着，可以听出他作为男人和以往权威性人物的抑制。我闭上眼，这是一生中第一次看到暴力。我从人堆里玩命挤出去，往回跑。我看见，张张脸上挂着看好戏的表情，人们把自己的弱小汇总成集体的亢奋。“那打人一定有‘道理’了。牛鬼蛇神这些‘坏人’的惨叫已不是人声儿，与理直气壮‘好人’的叫好声儿上下辉映。”我的恐惧远远比不上听到惨叫声而悲哀的感受来得强烈。我不懂为什么别人挨打我会“疼”得逃跑，惨叫声追着我的耳朵，我跑回家，把着阳台栏杆远远地望去，心中惊悸而且彻底糊涂了。
红卫兵把这些人打得死过去，再用凉水泼醒，让他们头顶着别人的屁股在校园里排队爬行。学校很大，他们爬遍大街小巷。红卫兵强迫他们唱歌儿：“我是牛鬼蛇神，我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如果最后“我该死”的高音提不上去，铁头儿皮带便雨点般落下。
突然，从阳台栏杆儿缝里，我看见一个秃头，那是我同班好朋友亚明的父亲，难道出身好的共产党员也是“牛鬼蛇神”吗？世界已经神经错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