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清华大学校医院。
生我时，住在天津的爷爷奶奶来北京，下火车后从车站打了个电话问生了吗？是男孩女孩？听说是女孩，马上买了回天津的票。
小时候儿，我特别喜欢姥爷的书房，姥爷每天早起要“站桩”，往那儿一站，张着嘴，半天不动！这时孩子们一点声儿不许出。十一点半以后可以进他的书房看书，有中国的外国的，小孩儿的大人的书。他有几位美国的好朋友，常送他东西，也送他外国儿童图书，像《大象巴巴》、《安徒生童话》、《一千零一夜》，等等。
我看书，急着翻页，免不了撕书，听到撕书的声音，他坐的皮转椅“嗖”的一下子就转过来了，我就得过去自己说打几下儿。我小时候儿特笨，别人使眼色也没有用。我姐姐撕了书，总是说：“打两下儿吧！保证没有下次！”我总是说十下儿。我母亲说：“你下次别说十下儿就说三下儿。”可我还是老说十下儿，不知是吓糊涂了还是怎么回事儿。
我受惩罚还因为砸了盆子摔了碗，吃饭说话，吃饭吧唧嘴。小孩儿有小圆饭桌，年纪小的先动筷子要受惩罚，饭再好吃，一边儿罚站吧。吃完饭扫地，好多个孙子孙女儿，轮流扫地，扫不干净要受罚。
从父母和家人的只言片语里我了解了一点点他们的青年时
代—母亲怀我的时候，仅二十几岁，是北大西语系的毕业生。父亲在清华时，因为成绩优秀被留校教书。划成右派后，因为他很能干，就以“劳改工人”身份被派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工地上去。实际上他是设计师，因为右派身份，而只享有劳工待遇。母亲便作为父亲的替罪羊，被下放到东北长春吉林画报社。
姥姥口中的故事是：“国内掀起了反右派运动，大家一再嘱咐你爸‘大鸣大放，百花齐放’也不要发表意见！你爸守口如瓶，最风火的时期躲过了，没被划成右派。运动结束时，上级嫌清华大学右派名额不够指标。瞧！就发了一次言也给打成‘后补右派’了，害得你妈被下放东北，北京正在大兴土木，需要他留在北京发挥才能。”
母亲说：“可你爸还真心为了祖国更好。”
母亲被下放，我三岁，去东北还太小，母亲就带上了五岁的姐姐。母亲本想把我托付给姥姥，但姥姥家已经有一个孙子，一家之主是姥爷，收养孙子比收养外孙女顺理成章，在姥爷眼里，小女儿的婚姻是不幸的，因而怨恨我父亲。父母就把我送进离姥姥家最近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托儿所全托，一家四口从此拆到东西南北。
那几年母亲是怎么过来的，她不大愿意回答我们的问题，“别老问我这些越说越难受的事儿，好不好！”
那时是饥荒的时候，她谈过一点点饥荒的事儿，“没有东西吃，大家都浮肿，全装病去医务室拿大药丸子充饥。那还是好日子呢！我下放孙老庄时……山坡上的树皮被吃光，冬天，因为所有的树都扒光了，树冻死了，来年连吃树叶的可能都没有了。”
我姐姐在吉林画报社幼儿园。夜里她把玻璃窗打破，穿着睡衣，沿着铁路走，冻得不成人样儿被大兵拾回来。她说梦见姥姥，想回姥姥家。与此同时，幼儿园还出了另一件事儿，一位阿姨惩罚一个北京下放右派家的小男孩儿，把他关到地下室里，后来给忘了。一周后孩子的父母来接，她才想起来，到幼儿园地下室一看，小男孩儿浑身是血，头撞破了，手也抓破了，死了。母亲吓得立刻把我姐姐送回北京我姥姥家。
因为我父亲是右派，幼儿园的阿姨对我特别不好。那年我三岁半，还不太会料理自己的起居。冬天阿姨惩罚我站在外面，“什么时候你学会自己穿鞋，什么时候我才让你进来！资产阶级也要自力更生，懂吗？”我母亲回到北京，看到我两只脚冻得肿大，穿不进棉鞋，手也红肿得像五根胡萝卜，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