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已很少谈论恍如隔世的往事，那个曾经感到纠结与受害的我与故事，就好像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我没变，只是我从原来的视角挪了一步，奇迹就发生了，我的心态变了。现在我可以这样感觉：谢谢在我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儿，那些经历过的甜酸苦辣。没有这些“礼物”，我不仅什么都不想干，也什么都不是。
我是我母亲的第二个女儿。
有名的不好看，这对我的生活特别有影响。
那还是一九八三年的事，坐完了两年牢，我二十六岁，晕头转向地——第一次见到巨大的外国飞机，坐上飞机，到了法国。法国人像欢迎明星一样用“傻瓜灯”扫射我，需要十几个警察挽起臂膀保护我。我觉得自己有点儿像从一个笼子转到另一个笼子里的猴儿。
第一次有人，有电视，有报刊说：我是美丽的女人，带着神秘而纯粹的东方艺术家仪态。报纸头版声称：“李爽死里逃生，是‘东方稀有贵族’……”花里胡哨的报纸、杂志铺满了我的照片，不懂法文的我，像丈二“猴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好拿自己的事儿当别人的戏来看。但有一点是我从未经历过的，即被尊重，这的确是一件很使我感激和舒服的事情。
在中国，即便是一九七九年和“星星画会”的朋友在一起时，哥们儿里也没人说过我好看。大概不是审美观的问题，而是怕沾“作风问题”的嫌疑。
“星星”那一段儿时光我进入了敢作敢为也敢当的年龄。最脆弱的回忆，是“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我从一个女孩到少女。那是人心如同抹布、被拧了再拧的时代，许多人为了生存得好些，从苟且偷生中学会了冷漠，另一些人学会了接受，还有一些人通过接受变得有意识。
我也一直很讨厌想起那个时代，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放了“讨厌”的情绪。人事儿，大家都经历过，只是每个人对自己经历的认同不大一样；所以人抓住三年前，十年中，百年里，千年后的新梦、老事、旧伤不放，却忘记停下来，静静地看一眼自己正在干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