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钦对此，竟无以反驳。因为代行政院长孔祥熙自然要从“政治”上设法，“军事”他无法插手。于是，两派终于达成妥协，通过决议：一、推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迅速指挥中央军进攻西安；二、由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杨；三、推于右任为“西北宣慰使”，北上进行孤立张、杨的游说。这是何应钦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撇开蒋介石掌握国民党中央系的军事大权。会后，他任命刘峙、顾祝同分任讨逆军西、东路集团军司令，举行所谓“白衣誓师”，扬言将“督率三军，指日西上”，“扫荡叛逆”。何应钦总共调动了十几个师的兵力，主力沿陇海路两侧，进逼西安，侧翼分别由潼关、天水、吴忠堡三路策应。为配合陆军的行动，何应钦命令大批飞机，从洛阳机场起飞，轰炸西安外围。由于宋美龄等人害怕“玉石俱焚”，何应钦令空军不直接轰炸西安，只轰炸渭南、富平、三原县城和赤水车站，向西安示威即可。中央军的先头部队已进抵华县，与杨虎城的西北军发生战斗。东北军、西北军广大爱国将士也已作好以死相拼的准备。彭德怀率领的红军也进驻延安，并向潼关前进。新的大规模内战确实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何应钦之所以力主“讨伐”，策略上也不乏武力救蒋的成份。值此民族存亡的关头，张、杨和中共都反对自相残杀，势必为防止内战而释蒋，更何况张、杨的通电已向全国乃至世界昭示武力诤谏，对蒋‘保其安全”。何应钦的“讨伐”之举，虽大张其势，并未真正大动干戈。可见，他既有顾虑，也希望迫张、杨就范。
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中一反平日谦和之态，表现出利令智昏的焦躁、粗暴，自然与日本幕后支持有关。当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时，日本当局欣喜异常，但表面上宣称“目前应止于静观事态之演变，而避免积极行动”，他们以为，“因为中国中央政府会看清，只有与日本共同反共而不与不可信的将领们抗日，它的反共斗争才可能有圆满结果。”
18日上午，蒋鼎文到达南京向何应钦出示了蒋介石的停战手谕，同时也让冯玉祥看了给何应钦的命令。于是，国民政府决定18日至22日期间，暂停轰炸；双方停止军事行动。蒋的停战手谕，增强了宋美龄等救蒋脱险的信心。宋子文向何应钦请求飞往西安面见蒋介石。何应钦正因“讨伐”被迫中止而生气，气汹汹地要宋子文不必插手这件事。宋子文也不甘示弱，冷冷地顶撞道：“我是个不担任公职的平民前往，不是军人！”言下之意，你何应钦管不了我。宋美龄从中圆场，何应钦才勉强同意让宋子文去西安。但在开会时的决议上却注明，派宋子文以私人名义赴西安了解情况。
这一天，何应钦还收到张学良的来电，提出“放蒋问题，尚待商榷”。“在此期间，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弟部初未前进，而贵部已西入潼关，肆行轰炸，果谁动干戈耶？谁起内战耶？兄部如尽撤潼关以东，弟部自可停止移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阅罢电文，何应钦并不以为然。因为蒋介石的停战手谕，只允三天为限，目的是迫使张、杨尽快放他。限期一到，无论蒋介石回来与否，他的大规模“讨伐”仍将继续。
何应钦也并非只知动武而不懂政略的人。中共的从中调处，形势的变化，使他必须往孔祥熙的政略上插进一足，以求万全。他同意孔祥熙的主意，借阎锡山牵制西安。如阎锡山肯从中斡旋，能将蒋介石移至太原，自然少不了他的一份功劳。他便同孔祥熙起草了一封致阎锡山的信，派他的四弟何辑五（时任贵州省政府委员尚未赴任）请冯玉祥、王宠惠、居正、孙科、叶楚伧等签名。信中有如下一段：“环顾国中能深识此事之症结，熟权公私中之两益者，无如先生。务乞即日向汉卿慨切劝导，即日送介公到太原。”并委阎以“全权处理”的重任，并派黄绍竑（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赴晋面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