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抗战失败以后，由热河退到察哈尔省的抗日义勇军、抗日救国军，总数约十余万，仅吃、喝二事，就使何应钦焦头烂额。而日本侵略者对这么多抗日武装的存在更恨之入骨，但又噬脐不及，便向何应钦施加压力，假国民政府之手，瓦解这批民众抗日武装。何应钦将民众抗日武装目之为“匪”，既不提供衣食，又不准其抗日，企图任他们自生自灭。此时，恰遇冯玉祥在共产党员吉鸿昌、宣侠父、张存实等的支持下，招集旧部，训练抗日武装。冯玉祥公开树起抗日的大旗，也得到时任察哈尔省主席的东北军将领宋哲元及其部将的支持，各地民众抗日武装纷纷前来投靠，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长城抗战紧张之时，方振武将军响应冯玉祥的号召，由山西南部徒步率部抵达河北邯郸，要求支持长城抗战。但何应钦不仅拒绝拨给火车，又强令方部服从改编，才能加入长城抗战。方振武一怒之下，率主力冲破何应钦的阻挠，进驻宣化，准备配合冯玉祥独立抗日。一时间，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声威大震。何应钦对民众抗日武装的壮大十分害怕，他对黄绍竑说：“老冯这个家伙野心很大，抗战不过是用来掩护的名词，以后如何发展，如何收拾，很成问题。”
何应钦为了削弱冯玉祥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惜在冯玉祥联络的部队之间纵横捭阖，说项依刘。当他听说冯玉祥派张允荣去说服驻察东赤城、龙关一带的孙殿英部参加抗日时，便派遣北平军分会政训处长、复兴社特务刘健群和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前去拉拢孙殿英，以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为诱饵，要孙殿英以武力驱逐冯玉祥的部队离开察哈尔。孙虽碍于情面，难以对冯下手，但从此对联合抗日之事仅以空言敷衍搪塞。与此同时，另一拥有武装的冯占海已在张家口向冯玉祥表示愿一致抗日，何应钦通过其舅父、时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六军团总指挥的张作相游说，使冯占海转而投靠何应钦，疏远冯玉祥。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通电就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通电中表示：“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求取中国独立自由。”其时，所部已达八万余人。通电一出，佟麟阁、吉鸿昌等14将领和抗日救国军总指挥方振武等均通电响应，愿在冯玉祥领导下，“胜则为少康之一旅，败则为田横之五百”。何应钦则认为冯是“宣传赤化”，谋夺宋哲元的地盘。6月初，当日寇以伪军张海鹏部为主力进攻冯玉祥时，何应钦不仅不支持冯抵抗，反而数次派人威胁，要冯“取消抗日同盟军名义，停止抗日军事行动”，“万勿以抗日再招来第二个《塘沽协定》。”遭到冯玉祥严词拒绝后，何应钦又利用阎锡山以“引而不发”之策相威逼。何指示阎频频调动山西的孙楚、赵承绶等部，表示不唯不与冯合作，似将对冯有所动作；另一方面，委派庞炳勋为察省“剿匪”总司令，开向平绥路。何应钦在军事上掣肘的同时，又开动北平军分会的宣传机器，将此次日伪军进犯察省，归咎于冯玉祥抗日。
1933年六七月间，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已发展到十多万人，在吉鸿昌、方振武等的指挥下，分兵三路，先后收复日伪军侵占的康保、宝昌、沽源，并一举攻占日军2000余人防守的重镇多伦，终将察哈尔省的日伪军悉数驱逐出境。抗日同盟军的壮举，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声援。中共领导的平绥铁路工人，组织交通团，积极配合吉鸿昌收复多伦的战斗。上海各界抗日联合会、北平各界抗日联合会、华北青年抗日同盟会以及江苏、广东、福建、湖北、天津和西南各省的抗日救国团体，竞相致电祝贺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的重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