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钦在北平军分会三年任期内所做的亲日妥协之事，并非其个人意志，而是国民党对内对外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体现。支配他的并非日本侵略者的意志，也不是国民政府的某派、某系的意志，而是代表国民政府的主体意志。何应钦的妥协，根源于“剿共”、“安内”之需要，但也出自御敌策略的考虑。何应钦的反共与对日妥协是相互为用的，甚至可以说是为了反共而对日妥协。在对日妥协中，蒋介石、汪精卫是决策者，何应钦是执行者，其所作所为事前事后均得到国民政府的认可。他确实执行了亲日政策是实，而说他自立亲日派系，恐难令人信服。
从“九一八”至“七七”的六年间，国民政府内部的权力纷争和派系斗争始终没有停息，在对日问题上主张强硬或主张妥协的争论此伏彼起，但在贯彻“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上，基本倾向却是一致的，纵有策略的分歧和政见不同，始终没有分裂为通常所说的“亲英美派”和“亲日派”及双方的尖锐对立。在蒋、汪的对立中，何应钦总是拥蒋的一派。如视汪精卫集团为亲日派，蒋、汪之间有过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基础的合作，但汪精卫集团始终没有左右过国民政府，相反，他们终究被蒋介石集团所左右。汪派干将陈公博在《苦笑录》中曾说过：“蒋介石把委员长行营”变成南京的太上政府，汪精卫主持的“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甚至“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秘书股罢了”。① 何应钦在北平的对日妥协，主要是听命于蒋介石，对于汪精卫主持的行政院和国防会议，不过是履行法律程序而已。至于汪被刺受伤出国后，汪的亲信一个个被挤出最高层，蒋介石集党、政、军权于一身，国民政府内何来“亲英美派”与“亲日派”的对立？
九一八事变至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内确实存在一股亲日妥协的暗流，但它始终没有形成足以影响国民政府主体意志的政治派别。他们的代表人物是那些投降或准备投降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败类。至于通行的蒋介石是“亲英美派”，何应钦不仅是“亲日派”而且是“亲日派首领”之类的说法，悖事悖理。就事实而言，何是蒋的心腹干将，一切惟蒋之命是听，他的一切可视为亲日的活动，其主使者是蒋，也深获蒋的嘉许；就事理而言，岂有“亲英美派”制定的方针政策，悉委之“亲日派”去贯彻执行之理？如果把对日妥协退让，全力“剿共”，清除异己和争取备战时机皆当做“亲日”的话，那蒋介石才是最大的“亲日派”。如果一定要承认西安事变前后国民政府内已存在“亲日派”与“亲英美派”不可，那就得承认蒋介石既是“亲日派”也是“亲英美派”。蒋是什么派，何也就是什么派，这是历史的真实 。②
当然，与何应钦有关的历史悬案及其学术论争还将继续存在，这也是出版社出版此书的价值所在。
何应钦是基督徒。他一生几乎都背负着两个十字架：一个是理想中的上帝——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相结合的十字架，一个是现实中的上帝——反共与权势所铸造的十字架。他以殉道者的虔诚和迷信者的愚忠，戴着辉煌与黑暗交织的桂冠，走完了99个春秋的漫漫长途，也给后人留下了沉重但却不乏警示与启迪的历史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