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过后，谈及西安事变中何应钦的表现，已当上“总统”的蒋经国说：“西安事变发生，敬公（何应钦字敬之）拥护领袖，号召忠义”②；而台湾第一届“国民大会”主席团谷正纲等83人在为何应钦祝寿的寿文中亦称道：“蒋公知先生，先生亦以国士酬知遇，虽历经劳怨毁疑而弗计焉。西安变作，先生奉命讨逆，循中枢决策，军事政治，同时并进；卒使叛将慑服，乘舆脱险，应变弥乱，措施得宜，国人美之。”③ 此虽溢美之辞，然不失本质的真实。
第六，宋美龄并非完全反对何应钦使用武力作和平解决的后盾和筹码，蒋介石也倾向于以战逼和，最终仍以武力解决。在主战与主和派争执得十分激烈时，宋氏认为“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至少是“非健全之行动”，同时又表示：“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末敢苟同。”由于主战派一意孤行，根本不容她置喙，而内战危机有如燃眉，蒋介石生死难料，她才情躁语恶。即使如此，她在与何应钦争论时，亦希望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应先尽力求蒋之脱险。因此，宋美龄反对何应钦诉诸武力，其主因是她认为蒋介石生还的价值，于中国，于国民党，于她本人实较其死为重大。只要蒋能生还，对张、杨进行“讨伐”，似也入情入理。至于蒋介石本人，既怕死于张、杨或中共之手，也怕挨中央军的轰炸而死。12月15日，蒋写下《遗书》交给与端纳同到西安的黄仁霖转宋美龄。《遗书》中仅表示其准备“牺牲”之决心，托付蒋经国、蒋纬国的未来，嘱宋美龄切勿冒险来西安等，并没有反对何应钦的主战方案。16日，由于中央军的空军开始轰炸西安外围，致使张学良与蒋介石15日夜初步达成的四至七天内可送蒋回南京之议搁浅。张学良托与蒋同时被扣的军委会高等顾问蒋方震面见蒋介石，请求考虑民众无辜受难，下令中央军暂停进攻轰炸。17日，蒋才下令何应钦停止轰炸三天。当蒋确知张、杨和中共中央均无置其死地的意向时，遂更支持何应钦的“讨伐”。20日，他与飞抵西安的宋子文单独谈话30分钟，“给予其转达中央军可以在五天以内围攻西安的具体指示”①。他认为，“此时非迅速进兵，不能救国家脱离危险”，“照余之计划，五日内可围攻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所惧”②。22日，谈判尚在进行之中，蒋介石就“期待着政府军的总攻击，虽然凝神倾听，但终归是听不到炮声和爆音”③。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处理西北“善后”，实质上仍是“讨伐”的继续，最终迫使东北军、西北军离开西安他调，由中央军进驻西安。
至于人们津津乐道的何应钦与宋美龄之间的争吵，显然经过加工渲染。此事只能说明，在当时情势下，何应钦站在主军政者立场上，多一些反对联共抗日的野心与救蒋的理性；而宋美龄则站在妻子的立场上，多一些救丈夫的私心和情感而已，不能作为“取蒋而代之”论成立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