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正是自度不能控制国民党的中枢，何应钦一方面亟谋日本的理解，一方面急于寻找一个有名望、能主持党政中枢的亲日派巨头作后台及合作者。12月14日，何应钦即致电在德国养病的汪精卫，欢迎他回国“主持中枢大计”。汪获电后与希特勒会面，“约定中国加入在本年11月刚刚签署的《德日防共协定》之后，迅即首途归国”②。
电请汪精卫回国，既是何应钦在权力角逐中现实而老成、不显锋芒的一着；又可证明他没有想，至少是当时还没有想全面取蒋而代之。因为，当时日本、德国所构想的蒋介石死后南京政府的首脑人选，首先是汪精卫而不是前台的何应钦。如果说何应钦也真想在蒋死后全面取蒋而代之，他又何必将远在德国的汪精卫请回来与自己竞争呢？再愚蠢的揽权者、阴谋家也不会出此下策。
第四，何应钦力主武力解决，主要是给张、杨和中共施加压力而达到救蒋的目的，亦是“以战逼和”及乘机瓦解东北军、西北军的策略。当时，中央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实力，优劣之势显而易见。“讨伐”一旦全面展开，红军必支持张、杨，一些反蒋抗日的地方实力派也会给张、杨以实质上的声援，全面内战也随之爆发，抗日则徒为空言。这正是张、杨和中共中央以及一切抗日爱国民主力量所竭力要避免的，也是共产国际和苏联乃至英、美集团所不愿看到的。何应钦所施加的军事压力，客观上从反面增大了西安事变必须尽快和平解决的紧迫感，可谓找准了要害。更何况张、杨通电中，已向全国甚至全世界昭示了对蒋诤谏以兵，“保其安全”的爱国之忱。“讨伐”之举虽大张其势，但飞机只轰炸了西安外围，并未直接轰炸西安，陆军也未大进，实际上造成形格势禁的架式，以增加谈判的筹码。
第五，何应钦主战，但同时也不反对政治解决。在发表“讨伐”令后，他与孔祥熙共同起草了一封致阎锡山的信，派他的四弟何辑五请冯玉祥等要人签名。先后在此信上签名的有孙科、叶楚伧、王宠惠、孔祥熙、居正、冯玉祥、何应钦。信中说：“环顾国中能深识此事之症结、熟权公私中之两宜者，无如先生。务乞即日向汉卿慨切劝导，即日送介公到太原。”并委阎以“全权处理”的重任，还派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黄绍竑赴晋面商 ① 。何应钦在拉拢地方实力派拥戴自己的同时，也同意派于右任赴西北进行“宣慰”，分化瓦解和孤立张、杨。这也证明何应钦主战的动机是努力救蒋脱险。
在南京国民政府的要人中，除了真正忧国忧民，同情张、杨联共抗日主张的以冯玉祥为代表的左派人士外，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在反共这一根本立场上是基本一致的。在救蒋问题上，何应钦主军事，孔祥熙主政略，二者相辅相成。无论何种办法奏效，抑或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都是为了救蒋和反对张、杨及共产党而演出的双簧。难怪12月27日的法国《小巴黎人报》驻上海记者的电讯称：蒋介石在西安被扣虽有13天之久，“但中国政府内部，并无意见分歧情事”① 。这可谓揭开了两派之争的庐山真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