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罗蕊安排我见了一下俱乐部老板—老麦。老麦是一个60多岁、看似貌不惊人却声若洪钟的犹太老人，我差点被他的大嗓门吓到。我一直都认为，说话声音大是人真诚坦率的表现，后来才知道，老麦有点耳背，所以讲话才那么大声。老麦平时基本不怎么来俱乐部，因为他还有其他生意，据说是一个银行的董事，还是若干保险公司的大股东。但我能看出来，老麦也很喜欢我，或者说，他信任罗蕊，因为他马上就同意了让我上任，而且把罗蕊跟我讲的预期薪水又提高了一截。
到了周六，我就走马上任，干上了兼职经理。开始几个礼拜，罗蕊还来跟我一起上班，后来看我干得还不错，有时候干脆就放我一个人在那里，她则美滋滋地享受休假去了。
正如罗蕊所说，牌室经理这活，其实一点也不难，至少对于有心人来说不难。平时我打牌的时候，就经常观察罗蕊是怎么运营管理的，到了这时正好派上用场。我对所有发牌员都和颜悦色，他们也都乐意跟我打交道。跟发牌员搞好关系是很重要的，因为牌室有时候生意突然好起来，就要紧急叫上一两个本来不当班的发牌员来补班，理论上讲，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但将心比心，谁愿意在休息时间被叫来工作？这时候私人关系就很重要。很多发牌员都跟我说：“大卫，我来补这个班，不是为了牌室，是为了你。”对这些兄弟，我都心存感激。
有时候赶上发牌员突然生病请假，一时间叫不来补班的，我只能亲自上阵发牌。按道理说，发牌员是要经过1到3个月的培训，才能上岗执业的。我这纯属赶鸭子上架，早就做好了被别人看笑话的准备。但是一场牌发下来却出奇地顺利，洗牌、发牌、掌控全桌进度、数筹码、在高低牌戏中分锅，我都做得有板有眼。这部分归功于我平时在牌室的细心观察，但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我在家喜欢模拟牌桌，自己经常一角多用，同时充当发牌员、自己和对手。本意是练习牌感和研究对手，无意中把洗牌发牌也练熟了。
返乡送别母亲
1989年底，我接到二哥从广西打来的电话，知道了母亲病重住院的消息。我心急如焚，稍微交代了一下饭店和盘俱乐部的事情，就立刻买了机票回国。一路上我又着急又愧疚，又苦闷又抑郁。着急的是母亲的病情—伴随她几十年的哮喘已经让她吃尽了苦，不知道她能不能再熬过这一关。愧疚的是，所谓“父母在，不远游”，虽然是古人的观点，但我在美国这一晃11年，确实没有也无法尽孝道，二老有点什么事情，只好靠守在老人身边的哥哥姐姐们，我定时寄回去的美元代替不了亲情。苦闷抑郁的是，母亲指望我出人头地衣锦还乡，我虽生活无忧，但距离出人头地还远得很。更重要的是，我竟然沾染上了母亲最为不齿的赌博恶习！一想到这些，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向母亲开口。唉，扑克不是赌博，顶多是有技巧、可以赢钱的游戏，这些事理我懂，可是母亲懂吗？她能接受吗？
下了车我直奔医院，母亲静静地躺在床上，鼻孔插着氧气管，瘦骨嶙峋，形容枯槁。我一见这情景，再也忍不住心里的酸楚，扑到病床前跪倒，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
接下来的两星期里，母亲的病情时好时坏。我每天都守在她身边，和她一起回忆过去的事，也给她讲我在美国的经历。当我提起有时候打牌还能赢点钱时，她吓坏了，郑重地告诉我：“你可千万别沾那东西，赌博没一个有好下场的，十赌九输说得不对，应该是十赌十输。”我跟她解释，说扑克跟其他形式的赌博不一样，是有技巧的，我比他们厉害，所以能稳定地赢。她还是不放心地劝我：“赌徒们都说自己能赢，最后还不是一个接一个地输到破产？其实输钱倒无所谓，我是怕你输了钱做傻事，搞不好都得进去！”没想到这句话一语成谶，我输光的时候倒没有，可是后来真的“进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