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李静陷入了纠结。她发现自己开始喜欢上了“电视”，但与此同时，她发现自己越来越不会说话了。面对台领导“字正腔圆，声音洪亮”的要求，李静感觉有些许的不适应，因为这并不符合她的审美。一个学了这么多年音乐的女孩，琴房里的独奏或许才是她最舒服的表达，那种自然而个性的表达方式，已经完完全全地溶解在了她的思想与呼吸之中，无法轻易地被转化。
电视台看似平静的生活之下，是李静新梦想的酝酿与勃发。1991年，在工作了一年多之后，她告别张家口电视台，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她用这样一种方式去接近自己的双重梦想：到北京读大学；然后，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
面对女儿的再次折腾，李妈妈只是说了一句话，走吧，不行再回来。
彼时，在遥远的南方，戴军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深圳小黎明”。他几乎唱遍了深圳所有知名的夜总会。几乎每一个新开业的场子都会把他的海报挂在最显眼的地方。但不知为什么，他也有些焦躁，每次听到心中那个挑逗的声音，周围五光十色的喧嚣立刻变得无比静默。
本不安分的灵魂，又遭遇世纪末最初的躁动，叛逆或许才是唯一的归宿。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说，90年代的人类社会正在走向新的文艺复兴。而拥有之后又敢于一无所有的异乡人李静和戴军，只不过是想要去探索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这是一场不自知的自我革命。在1991年到1995年之间，他们的经历大体带上了一种实验的色彩。而北京，成为收容这两位实验者的大本营。
“一切都对了。”
戴军这么想。1993年他终于来到北京。5年前，当他刚刚踏上深圳的土地，他觉得“哪都对了”，节奏也对了，生活状态也对了，尽管一天要做三分工非常累。而5年后的北京，他再一次觉得哪都对了，尽管是住在3块钱一天的地下室二层。那时的他已不再驻场，改做表演嘉宾，以北京为居住地，在全国各地的夜场穿梭。走了又来，来了又走，只不过这一次他的心中已结下了与北京的深度契合。也是在这个当口，从北电文学系毕业的李静，进入北京电视台，担任《北京您早》栏目的主播，成了一名标准的电视北漂。
20世纪90年代中期，唱片公司与流行乐手共谋中国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1994年冬天，戴军正式进棚录制了这首对他而言意义非凡的歌曲。那首歌，叫《阿莲》。
通常故事讲到这里，应该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的确，在翻过来的1995年，“实验”迎来了一个小高潮。这一年，《阳光灿烂的日子》火了，电影百年盛况空前：这一年，金庸被列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蜚声与哗然并起；这一年，邓丽君、张爱玲走了，带走多少痴怨眼泪。
这是很有故事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