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某日，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两座钟楼间的黑暗角落，发现了这样一个手刻的词：“ΑΝΑΓΚΗ”（命运）。
1831年，《巴黎圣母院》出版。雨果在原序中写道：本书正是为了叙说这个词而写作。
或许在几百年前的法国，“命运”是一个飘浮在时代上空的宏大叙事，如今它却有了全然不同的隐喻。不过总有些什么是不会变的，因为不论轻重深浅，它总会用执着又暧昧的腔调诠释着每一个个体与时代。
凡尘中的人们，终究不是雨果，只是心中的某个角落也同样刻着这个词语——命运。
走过90年代的中国人，必定会将这个词刻得深邃空灵。他们被冲入开放与保守交替纠缠的时代，他们感受着理想与迷茫的日夜共生，他们在破碎中寻找。
于是，他们为此写作了自己的故事。
1989年的夏天很不真实。在深圳打工的19岁上海小伙戴军到了北京。他是以海豚训练师的身份，跟着深圳的“海豚表演团”一起来的。6月24日这一天，他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两只海豚叮叮和当当死了，他失业了。
回到深圳，他发现自己竟然有些不太能适应那里黏稠的空气了。一场炎热，一场雨，接着又是一场炎热，似乎没有尽头。他开始低烧。
很快在深圳的工厂里找到一份新工作，只是无趣极了。每天下班后，戴军就和几个工友一人拎上一瓶啤酒，在厂区外的小路上漫无目的地游荡，走累了就随便找个台阶坐下，灌几口酒，胡扯闲聊。
那时候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很流行，和工友们一样，戴军会借着酒兴吼上几句。“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 &”在深圳打工的这两年，他总望着集体宿舍的天花板，一个人呆呆地唱，只是唱到后头，总会觉得心里特别潮湿。
重阳节那天，下班早，戴军心情难得不错，就叫上了两个最好的朋友骑着车上了笔架山。一路喊着叫着疯狂地往山顶冲，最后仨人累倒在一个陡坡上的草坪中央，周围是满眼的茱萸。夜晚的山风异常清爽，戴军大口地呼吸着，指着远处一排跳动的灯火说，那是香港吧，等我长大了，要去香港玩。那晚太适合唱《我的未来不是梦》了，因为不是望着天花板，而是望着星空。最后，大家讨论的成果是“以后要挣好多好多钱，然后回家买房子买地，还要讨老婆”。
第二天清早，整个工业区再次从单调的喧闹中醒来。这是一幅非常奇怪的画面——成千上万的打工仔瞬间如流水般从各个角落倾泻、交织，随即又在下一秒漠然地奔向那个属于自己的流水线。
前一晚发梦的余温还在，戴军和几个工友飞快地骑着自行车，上坡、下坡，仿佛这份畅快再不享受下一秒就会消失。他们绝不会想到，就在下一个畅快的拐弯之后，一辆加长的香港货柜车竟直直地撞上了身边的一位工友！
或许在昨晚和之前的任何一个瞬间，戴军都未有过如此清晰的做梦的感觉。那个几小时前还在和自己说“买房讨老婆”的人，变成一只断翅的蝴蝶，在空中划出一道残弱的弧线后，落在了路边。
人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