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7日，赫尔利在给美国国务卿的信中说：“有两个基本事实正在显示出来：（一）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人，他们在为争取民主原则而斗争；（二）国民党虽为一党专政、一人专政的政府，但实际上不是法西斯，它也为争取民主原则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见解都是三民主义。”
这应该是赫尔利对决定中国命运的两大政党的基本判断，来自他看得到的浮光掠影的表象。用谢伟思的话讲，“赫尔利好像从未明白他试图拉到一起的两个党在根本上是水火不兼容的”，而这位特使就依照这种判断行事。当然，也少不了美国法律和美式民主。
结果就是11月26日，赫尔利在给杜鲁门的辞职报告中一段无可奈何的文字：“在战争期间，我曾供职于爪哇、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西南太平洋一带、埃及、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外约旦、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伊朗、俄国、阿富汗、印度、锡兰、缅甸和中国。在所有这些派遣的任务中，中国的是最复杂和最困难的。”
将这些话仅仅视为曾“周游”列国的这位大使在华使命失败的托词，是不妥当的。
连后来的马歇尔不也没辙吗？
余现赴延安，曾获蒋主席同意与充分赞许，以及应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之邀请，余将陪同毛氏及其随员来渝。并在渝与蒋主席以及国民党政府做直接商谈。余现赴延安，至感愉快，吾人曾不断做一年以上之努力，以协助国民政府消除内争之可能性。在此一争论上冲突之因素至伙，但吾人始终能获得双方之尊重与信赖，此实为吾人感觉愉快之来源。
这是赫尔利8月27日离渝赴延时，发表的一篇颇具赫氏风格的声明，一次看来挺有信心的愉快之旅。
大凡调停人这种角色，通常都少不了赫尔利的这种心境，起码比被调停的双方会轻松得多。美国是这个世界的老大，利益无处不在，哪儿有矛盾、纠纷，都少不了它的话语权。这种感觉也真是好极了。有形无形的高高在上，在双方的平衡、不平衡中，寻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就像今天的钓鱼岛之争，尽管美国一开始就声称不选边，它还是觉得怎么对它有利，就把屁股坐到哪边。
凡是来华履行使命的美国官员，或多或少都有个“脑袋”“屁股”的问题。而此刻，无论赫尔利对国共两党的判断有无变化，自盟军总部规定中国战区的日军只能向国民党军队投降时起，美国的屁股就明摆着坐到蒋介石的椅子上去了。在共产党的眼里，你美国人就是拉偏架，不公道。比之9个月前第一次去延安，赫尔利已经没有什么回旋余地了，却也有其自信的理由。他说“吾人始终能获得双方之尊重与信赖”，是因为国共两党都不能不顾忌到自己的利益，而向美国寻求帮助。在这个世界上，有几多美国人摆不平的事情？何况这次还有苏联的首肯，共产党是不是被釜底抽薪了？还有与上次不同的是，法国的“经验”也在鼓舞它，法国共产党已经向戴高乐交枪了，你中国共产党也放下枪杆子，到南京政府当官去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