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窗，城市的呼吸器官］
20世纪30年代的旧上海为情欲提供了最好的自由宣泄场所，它差不多可以说是国际欲望的“下水道”。正因为如此，它才既吸引了西洋流浪汉，也吸引了中国江淮一带的青春女子，甚至还有一大批情欲压抑而又野心勃勃的外省青年。一个外省青年来到这个地方，要么在这个情欲的汪洋里自甘沉沦，要么将压抑的欲望升华为创造的动力或造反的激情。旧上海正是如此这般地培育了各式各样的冒险家，如一夜暴富的外国盲流哈同，或者《上海滩》中的许文强。这些人构成了旧上海神话。
但反叛的艺术家，那些被压抑的和被剥夺的外省青年，在这里找到了革命的动力、热情，也找到了他们自我解放的真理和同志。这正是上海城市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之所在。正如19世纪的巴黎是波德莱尔们的乐园一样，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则是左翼文人和前卫艺术家最好的家园。复杂而又混乱的现代城市空间，使得这些波希米亚化的现代艺术家找到了他们的栖息地，也找到了他们的艺术素材。他们是上海城市的幻想和诗意的光华。
与许文强式的冒险家不同，波希米亚式的艺术家并非出入于别墅、洋楼和各种交际场所的摩登人士，也不是混迹于码头、车站和娱乐场所的街头流民。艺术家们的传奇往往在一些隐秘的空间里展开。
空间，尤其是与人群栖居相关的建筑空间，是关涉上海城市文化精神的最为重要构件。在一百多年来的城市生成史中，上海的居民一直为居住空间的逼仄所困扰，城市发展同样也严重受制于土地面积的局限。逼仄空间的焦虑，深深影响了城市的文化精神和市民性格。
那些随着人口膨胀而不断被分割的窄小住宅，把上海市民性格推向了人性的极限。对空间的争夺就变成小市民日常的功课。它培育出小市民的第一特性——争夺。首先是对生存空间的争夺。这种空间的极度逼仄导致了小市民的争斗性格的形成，这是小市民性格的核心。外省人对于上海市民精打细算、寸土必争的怪异性格感到大惑不解，那是他们没有看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上海人的生存状况的残酷现实。然而，也正是在这种严酷的生存环境下，上海人显示出了特殊的生存智慧和艺术性。一些特殊的建筑样式和空间设计，把这种生存智慧变成了市民精神的细微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