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对这个年轻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很想和他聊聊。可是，他根本不看我。他对他父亲在镜头面前的热情、巴结和热衷极其愤怒，总是在远处用很严厉的眼神看着他。等我想走近的时候，他就消失在货车背后，或给我一个脊梁。我和他父辈的三轮车夫们聊得越开心、混得越熟，他离我越远。那倔强的脊背向我昭示着某种排斥，甚至是某种仇恨。我看着他和人谈价格，那涨红的脸，一起一伏的呼吸，充满着愤懑，一言不和，似乎就要吵起来，拳头就要过去。实际上，他单薄瘦弱，打架未必能赢。他的父亲马上过去打圆场，最后，他才开始装货、捆车、拉车。他低着头从我前面走过，那一撮黄头发遮住了他的眼睛，他深深地低着头，不看我。
我把相机装进包里，假装和别人说话，好让他知道，我没有关注他。我没有再找他说话。
这个叫民中的年轻人，他恨梦幻商场，恨那梦幻的又与他无关的一切。他恨我，他一瞥而来的眼神，那仇恨、那隔膜，让我意识到我们之间无比宽阔的鸿沟。
他为他的职业和劳动而羞耻。他羞耻于父辈们的自嘲与欢乐，他拒绝这样的放松、自轻自贱，因为它意味着他所坚守的某一个地方必须被摧毁，它也意味着他们的现在就必须是他的将来。他不愿意重复他们的路。“农民”“三轮车夫”这些称号对这个年轻人来说，是羞耻的标志。在城市的街道上，他们被追赶、打倒、驱逐，他愤恨他也要成为这样的形象。
羞耻是什么？它是人感受到自身存在的一种非合法性和公开的被羞辱。他们的存在和形象本身就是羞耻，他们被贴上了标签。
但同时，羞耻又是他们唯一能够被公众接受和重视的一种方式，也几乎是他们唯一可以争取到权利的方式。媒体为那些矿难所选的照片，每一张都带有巨大的观赏性和符号性：呼天抢地的号啕，破旧、土气的衣服，乞怜、绝望的表情和姿态，满面的灰尘，这些图片、表情都是羞耻的标签。河南矽肺工人不得不“开胸验肺”，虽然现代医学早已能够通过化验来证明矽肺。可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投诉失败，使他明白，为了得到自己的权利，他必须选择羞耻的方式，必须如此羞辱、破坏、贬损自己的身体。否则，他得不到公正。
他们作假、偷窃、吵架，他们肮脏、贫穷、无赖，他们做最没有尊严的事情，他们愿意出卖身体，只要能得到一些钱。他们顶着这一“羞耻”的名头走出去，因为只有借助于这羞耻，他们才能够存在。
直到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像他的父辈一样，拼命抱着那即将被交警拖走的三轮车，不顾一切地哭、骂、哀求，或者向着围观的人群如祥林嫂般倾诉。那时，他的人生一课基本完成。他克服了他的羞耻，而成为“羞耻”本身。他靠这“羞耻”存活。
要走的前一天晚上，我让二哥帮我请民中和他的父亲到一家小饭馆吃饭。他父亲早早就来了，端着酒杯不停地敬，不停地喝，一会儿就有些醉了。九点左右的时候，民中才到，他不是来吃饭，而是来接他父亲回去的。一看到他父亲的神情，他就厌恶地皱起了眉头，夺过父亲手里的酒杯：“走，回家，天天喝，早晚都要喝死。”二哥在一旁说：“咋，民中，架子还怪大呢，请都请不来？坐下，喝两杯。”他坐了下来，低头玩起了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