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合作社周转资金的问题，在毛泽民的建议下，工人俱乐部提出“在兑换股设储蓄部，提倡工人储蓄，实行发放合作社纸币一万元”等措施。工人消费合作社发行的铜圆票和纸币，虽然流通范围仅局限于安源路矿的数万名工人和家属，却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史上最早的货币，是党领导金融事业的最初尝试。此时的毛泽民，如同登上了开创红色经济的大舞台，好似一个思路娴熟的艺术家，导演出一幕有声有色的大戏。
然而，就在毛泽民积极地发展合作社事业的同时，由于经验不足，也曾出现过漏洞。1923年年底，按照工人俱乐部主任刘少奇的意见，由主任团会同经济委员会，对合作社的账目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查。结果查出服务股经理陈枚生私自挪用公款1000余元，继而又发现俱乐部几名干部向合作社借款长期不还。而事前，毛泽民却丝毫没有察觉。工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和干事会对此事极为重视，多次开会查明原因，并作出严肃处理：决定撤销陈枚生服务股经理职务，查封其房屋，限令退还所欠公款；对俱乐部几名长期借款不还的干部，依据情节给予不同的处分，并限期归还。总经理毛泽民也因失察受到批评。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创办和发展，对于改善安源工人的经济生活，团结工人坚持斗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创造了最初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党的优秀干部。得益于领导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经验，毛泽民后来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首任行长。后来成长为中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的林育英（化名张浩），曾任消费合作社营业主任。中共韶山支部支部书记毛福轩等，都曾在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当过营业员。
安源工人俱乐部一直是全党活动经费的少数几个储备点之一，经常为其他地方的工人斗争提供有力的经济援助。当时在中央局工作的罗章龙，曾在《关于安源工人运动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片断史实》一文中回忆说：
1923年党的三大以后，我担任中央局秘书兼会计，经管全党活动经费。当时，除共产国际定期拨给一部分经费外，党的活动经费的主要储备点，在北方是全国铁总，在南方是安源。安源在取得罢工胜利后，积累了比较雄厚的工会基金，除自己举办了颇具规模的工人消费合作社和工人教育事业外，常给各地提供经费援助。
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工人运动早期领导人邓中夏，先后领导过长辛店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和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对于安源工人运动、特别是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邓中夏也有极高的评价。他在1930年撰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写道：“安源工人俱乐部当时确有很多的成绩”，他们“大战了一场资本家，打破了工头制，建设了一个坚强的大营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