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
龙永图先生曾长期在联合国工作，他说，过去参加联合国环保大会，每当其他国家提出来，我们要在环境问题上做这个做那个，我们就很反感。我们说你们工业化搞了那么多年，现在国民人均收入高了，让环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不仅是你们，而且让全世界付出了环境代价。我们刚刚开始发展，你们就说我们要这样要那样，我们当时觉得发达国家提出的环保方面的要求是一个陷阱，是对我们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阻力，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不能说全有道理。
我们去探讨这个代价值不值？答案非常简单，不值。但是能倒回去吗？倒不回去。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压缩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过程，尽可能地缩短和改变它。我们总不能天天对一个饿着肚子的人说减肥，因为没有任何说服力。但是当他快吃到糖尿病的时候说减肥就非常有说服力，可是我们不能等到他得糖尿病或高血压之后再告诉他减肥，一定要更早，要压缩这个进程。
1996年我拍淮河水，当时从桐柏山一直拍到山东的入海口，原来我们的策划案是寻找各种污染源，但是走到一半的时候我改掉了策划案的一部分，我明白了真正的污染源是什么。当时我说了这样一句话，“贫穷才是最大的污染源”。不改变贫穷，即使我们找到了那块重金属，那个造纸厂，都是治标。
当时我们之所以要拍淮河水是因为国家要治理淮河，把小造纸厂都关掉，可是在拍摄的过程中，拍到了黑龙江和甘肃给淮河打的电话，说你们的小造纸厂要关掉了，不如卖给我们，便宜点好不好？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也许这个关掉了，机器立即转到黑龙江了，那边又转到甘肃了，而这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贫穷。因此对中国来说，真正的污染源其实是贫穷。
其中还有一个污染源，就是全球产业转移当中，我们作为低端发展，接纳了太多美国、欧洲高污染的企业，现在在我们这儿变成了加工厂。比如日本天天吃味精，都从我们这儿进口。人家在自己国内不生产，在你这儿生产。我觉得我们承担相当大的责任，我们意识得没这么早。如果比这个还早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要治理空气，会比糟糕成这样再治理强得多，但是毕竟已经认识到了，我们现在最大的挑战不是讨论值得不值得，因为一切不可逆转。另外，不吃饭的时候让人家减肥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唯一要做的是抓紧时间缩短这种代价期，同时又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发展道路，因为贫穷不解决，污染源是去不掉的，这是核心问题。
我现在担心的不再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反而是西南、西北地区，因为它处在后发的过程中，它们还着急发展呢。有的时候国内相对欠发达地区会有抱怨，你们发展的时候不提这事儿，我们发展的时候，土地不让弄，环境给我们硬指标，意味着我们永远会“马太效应”，被上海落得越来越远。因此，我们现在需要营造平等，更重要的是找到新发展机会，压缩代价期。
当然，保护环境最好的办法是法。中国走过了一个讨论、舆论谴责、道德制高点等过程，现在到了用法律制约破坏环境行为的时候了。
1952年的时候“雾都”都是指伦敦，现在是指北京吧。1952年12月份的时候伦敦爆发最严重的污染灾难。当时伦敦正在举行一个世界性的博览会，参展的350头牛，其中52头患病，14头奄奄一息，其中一头牛就在那两天死亡了，当周伦敦的死亡人数超过4000，远远高过以前的平均周的死亡人数，跟重度污染是有关的。但是在巨大的环境灾难之后，英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包括《大气保护法》等，结果几十年后摘掉了“雾都”的帽子。前年伦敦奥运会我在那儿生活了一个月，我没见到任何雾，但是现在“雾都”是北京，中国一定要尽早地用法律治理。法是最好的方法，现在这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