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秉国也是从贵州山沟里走出来的。他上学全凭自己走路，没有车，在深山老林里面走着去上学。就是上大学了，他也是走着去学校报到的，走了好多天。条件非常艰苦，他只能咬着牙熬过来，如果接受不了，熬不过来，那么他就只能在山沟里面待一辈子，别想有以后的成就。我自己也是这样。大学毕业刚分配到北京时，不管是领导还是同事都知道你是从小地方来的，不认为你有多大本事。
当时知道贵州的人非常少，我们说是从贵州来的，他们就说桂林那个地方漂亮，风景不错，我就知道他们不知道贵州，只知道桂林。当时我们一批分来的学生有二三百，大部分是北大、北京外国语学院这些名牌学校的，而我们是从贵州这个小地方来的。所以需要一个过程来让别人认识你、认可你，这个过程是比较艰难的，你要忍受很多东西，要付出比一般人多两三倍的精力。
所以我们这些人到了办公室以后，得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是可以的。我每天都是第一个来到办公室，办公室有十几个人，我每天早上打开水，不但给自己的同事打，也给处长、副处长每个人打一瓶开水搁到那儿，然后抹桌子。
我要提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来做这些事情。当时我们的处长、副处长都不懂英文，所以任何一个国外来的传真都要翻译，我们当时都认认真真地翻译，很多的小事都抢着去做，慢慢地，人家觉得你这个小伙子还行。
那一段时间还是比较艰苦的，但是咬咬牙过来了，后来就得到了领导的认可。“文化大革命”来了，大家思想都比较极端，一股脑反对领导，要打倒领导。我们不理解为什么要打倒领导，因此我们当时就成了所谓的保守派。要被打倒的方毅同志当时是我们外经贸部的部长，他和陈毅同志都是老新四军，后来是总理保了陈毅以后，陈毅又保了方毅，方毅才能很快出来工作。方毅出来后就觉得我们这些被打成保守派的年轻人比较正，因此给了我们发展机会。做人要正，不要投机。我们这些从偏远地方来的人没有见过什么大的世面，所以世俗观念淡薄一点，比较真诚。真诚最后得到了认可，我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了去英国学习深造的机会。
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情况，生活得比较艰难，但是大家目标相对简单，过得挺开心的，那么现在的年轻人呢？
他们反而没有我们当年高兴。因为他们什么都有，你再多给他一点点东西，他也不会有多高兴。我们什么都没有，稍微给一点东西就高兴得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而且我们那时候也没那么较真和急功近利，随遇而安，容易满足。比如大学毕业分配的时候，一直到分配前的一个小时，我们都不知道会被分配到哪个地方去工作。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去走走关系，也没有关系可走。
对我来说，当时的情况更严峻，因为就在毕业的前一段时间，我遭遇了这么一件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