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数年前，媒体披露广州地铁员工家属免费坐地铁，当时的广州地铁负责人解释是为了“反恐需要”，有好事者为此重新诠释淮南王刘安的“鸡犬升天说”——“为了防止拉登发动恐怖袭击、撞击天庭，我特意实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制，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能及时帮助疏散与救援，这是一个安全上的举措，并不是专门把成仙作为福利”。
以上说法看似荒诞不经，但是换个角度想想，刘安们可是在煞费苦心地实践协商民主的核心理想：在公共问题上诉诸公共理由。
某种意义上，对“公知”的最大指控就是，明明是身处利益冲突时代的“刘安”，却要故作清高地扮演公共利益的守夜人。利益分析师一个有效的角度，但如果本着利益还原论的思路去解释一切现象，则未免太过粗疏而且错漏百出。如果拿了苏联的钱就是在为苏联的利益在背书，那怎么解释我党一贯为人民服务、为祖国谋利益的光辉历史？
在公共问题上诉诸公共理由，是哲学家的理想，相比之下，更加现实的做法也许是人们敢于为一己之私利充分地提供私人理由，而不必苦心谋划“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公共理由。就此而言，中国的问题恰恰不是利益分化得太过度，而是利益分化得还不够彻底、不够明白、不够公开，如果各种利益集团真的能够开诚布公地发表观点、选举代表，就政治权力和财富分配进行理性博弈，那么中国的公共空间和政治未来将会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差。
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人假借公共利益的名义来混淆视听，一定会有人根据政治正确性站队并打压异己。而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像摩西一样订立“十诫”带领众人走出埃及的先知，也不是“强化观众之预设、重申并满足观众复杂愿望”的媚俗者，而是“一次次地针对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当然提出质疑，打碎人们的精神习惯、行为模式以及思维方式，驱散人们熟悉而接受的观念，重新审视规则和制度”的人。身处利益纷争的时代，公共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会被裹挟到利益的旋涡之中，但是与此同时，他们有足够的意志和理性往后退一步，尝试着去质疑政府的权威、大众的神话以及自我的公正。
常有人批评“公知”面目丑陋言辞乏味，只知坐而论道不懂起而行事，所有这些批评古已有之，也常常击中要害。但是另一方面我总是这样认为，每个人的性情、认知、职业、思想背景各个不同，只要目标一致，不管是“公知”还是非“公知”，不管是公民还是草民，你喊号子我抡锤子，你拆地基我运垃圾，都是在推动社会向好，相煎何太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