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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纪言是中国第一个电视学教授。自称蒙古人，履历表上填的却是汉族。内蒙古是王纪言出生的地方，是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一听到游牧民族那悠长悲怆的长调，泪与笑就会同时在他心底荡漾。
他老爸20世纪30年代就到内蒙古的地盘上打鬼子，是有名的抗日功臣。母亲也是“老革命”“三八式”。“文化大革命”期间，王纪言跟着爹妈倒霉，遭了不少罪。庆幸的是，他靠自己的努力当了地区小报的记者，整天乐呵呵地骑着辆破自行车上蒙古包里去采访，报社的老记者夸他是个好后生。
招工农兵大学生那阵，他被推荐去报考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他最想考的是新闻专业，但是人家只给了播音的名额。那时候，机会难得，他慌不择路地跑到内蒙古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试音，唱了一首歌，朗诵了一首诗，念了一段新闻稿，虽然声音很大，但是按专业的说法，他的舌尖前音z、c、s和舌尖后音zh、ch、sh分不清，属于内蒙古地域性普通话，因而播音系没有录取他。幸运的是，人家看他是个好后生，给了他一个电视摄影专业的名额，于是他就成了一个搞电视的人。
多年以后，王纪言说：“假如播音系的老师不负责任地录取了我，那么北京广播学院的毕业生里，就会多了一个不合格的播音员，少了一个合格的电视人。”
王纪言毕业后留校，教了20年书，当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副院长。
王纪言碰巧赶上了中国电视最蓬勃发展的时期。电视的迅速普及让学者们非常震惊地发现：中国人对电视一见钟情，他们对电视的狂热追捧与信奉，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罕见的。
王纪言发现，电视所具有的强烈的移情作用，使之成为左右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声音，凡是中国电视关注的话题，瞬间就会变成街谈巷议。
王纪言那时逢人就讲的一句名言是：“电视很重要，重要是电视。”
北京广播学院的教授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动手能力强。王纪言当过中国第一部中日合拍的大型电视专题片《丝绸之路》的编导和摄像，给中央电视台策划设计过大把的节目。中国电视界的头头脑脑、大腕小编们，不是他的同学就是他的徒弟，更多的则是徒子徒孙。北京电视界的大事小情，他样样门儿清。
1994年春节后，王纪言跑来找余统浩，故意把一贯高亢的大嗓门压低了说：“老余呀，有一个神秘的人物，将在香港或澳门办电视台。他拍过电视片《邓小平》，很有实力，眼下他想搞一个海外办台的方案，我这些方面不太熟，你能不能帮我弄一弄？”
余统浩调到北京半年，天天琢磨海外办台，一听这事，马上就说行，然后下笔千言，搞了一个方案送过去。
过了一个月，王纪言说：“老余，有些地方还要改改。”
第三次，王纪言又来了：“老余，还要改。干脆我带你去见见那个神秘的人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