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十年内——特别是在瓦格纳去世后——，尼采对瓦格纳的批评变得尖锐起来。然而，在所有这些批评中，我们几乎总是能够感觉到这样的瞬间：尼采无法丧失对瓦格纳作品的热情，而且他的内心总是充满对这种现状的悲哀：已经失去与瓦格纳和科西玛之间的友谊，是的，在回顾中，尼采偶尔把这种友谊美化成毫无阴影的田园风光。瓦格纳夫妇也并没有对尼采的命运一直漠不关心，尽管那件轻蔑的同情外衣有明显的窟窿：尤其在科西玛关于“可怜的尼采”的充满同情的话语中，人们很容易根据她运用尼采的使幻想破灭这个心理学方式，识破她的真实用意。瓦格纳和科西玛一再试图通过他们与尼采共同的、保持友好关系不变的朋友，了解关于尼采的更详细的情况。尤其是欧沃贝克和玛尔维达·冯·迈森布克成了媒介，通过这种媒介，仿佛一座灯塔偶尔闪亮的灯光信号一样，业已消失的朋友们的信号，穿透关系疏远的黑暗。
1882年，在第二届拜罗伊特音乐节上，《帕西法尔》首次上演。因此，这一年再一次把尼采带到最高的、批评的激动情绪中。由于他有赞助票，因此他有权利要求在节庆演出剧院中得到一个座位，尽管如此，尼采还是放弃了参与，并且把他的座位让给了他的妹妹，即便这肯定让他觉得很难承受。虽然尼采拒绝去拜罗伊特，但他在研究《帕西法尔》的钢琴曲选段。他对这部歌剧的音乐评价，几乎是无限消极的。1887年初，在蒙特卡洛，尼采第一次听到瓦格纳的“告别世界之作”的序曲，此时此刻，他却至少在音乐方面，完全颠覆了他迄今为止的评价。他在日记中谈到：
最大的惬意，长期以来就向我证明的最大的惬意。情感的极大威力和严肃，难以形容，我不了解，还有什么能像这种音乐一样，在如此的深刻中，感悟基督教，而且如此线条清晰地把基督教带到同情境地。完全被升华了，而且被感动了。还从未有一位画家像瓦格纳这样，如此难以形容地勾画出一幅忧郁而温柔的景象。
1887年1月21日，尼采在致信彼得·加斯特时，比这更热情洋溢地评价道：“瓦格纳曾经做得比这更好吗？”他在信中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充满溢美之词地描绘了瓦格纳的晚期风格，这种描述，恰恰以颂扬的方式，强调他在另一个地方曾经谴责的特点：深刻地领会基督教，尤其深刻地领会“同情” 这种基督教的和叔本华式的核心道德，而这种领会提醒人们想起但丁。
在他的论战性的著作《瓦格纳事件》的第七封信中，尼采把瓦格纳看成“我们时代音乐中最伟大的袖珍画画家”和“忧郁大师”，他“目光凄迷，柔情脉脉，尽说些抚慰体贴的话”，“这本事可谓前无古人了”，在结尾处，他完全没有指责之意：“瓦格纳具有颓废者的德行，即同情。” 在《瓦格纳事件》中，尼采在一种讽刺的上下文中，也评论了《帕西法尔》，但是，我们又不能仅仅根据这种讽刺的上下文来解释：“我赞赏这部作品，但愿它是我自己创作的；由于我没有创作出来，我只好来理解它……瓦格纳最好的灵感莫过于在他迟暮之年。” 尼采1887年的蒙特卡洛经历，才使他这种洞见变得可能。在《帕西法尔》首场演出那一年，尼采距这个洞见还很遥远。他很震惊地了解到，他的朋友们、他的妹妹对第二届拜罗伊特音乐节那种兴奋的反应，从总体来看，这次的音乐节是比1876年《尼伯龙根的指环》音乐节更为重要的——是的，一次几乎毫无争议的——成功（而且从资金的稳定方面来看也是成功的），尼采表达了他的震惊：“这位老魔法师又取得了一次巨大的成功，伴随着老男人们的抽泣，等等。……我妹妹写到：‘我恐怕，哪怕一个聋子都会为演出感到兴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