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尼采以相应的风格，把1876年的音乐节表述为他与瓦格纳之间关系的转折点，在这次事件中，尼采仿佛恍然大悟，他明白了，瓦格纳早就脱离了他自己，成了一个“瓦格纳追随者”。“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呢？人们把瓦格纳翻译成了德语！瓦格纳追随者成了瓦格纳的主宰——德国的艺术！德国的大师！德国的啤酒！” 而在《尼采反瓦格纳》（Nietzsche contra Wagner）（1888年）中，他写道：
早在1876年夏天，在首届音乐节会演期间，我就已经在我的思想上与瓦格纳告别了。我无法忍受任何模棱两可性；自从瓦格纳回到德国以来，他就逐步向着我所蔑视的一切堕落了——甚至于向着反犹太主义堕落了……实际上，当时到了必须告别的紧急时刻：我很快就得到了证据。
很显然，尼采在这里暗指他在索伦托与瓦格纳的最后一次见面以及《帕西法尔》的构思：“理查德·瓦格纳，表面上是战无不胜的人物，事实上则是一个腐朽了的、绝望的颓废者，无助而又心碎，突然之间跪倒在基督十字架面前了……”
当然，我们应该用怀疑的态度看待尼采后来的描述。首先是，他的糟糕的健康状况迫使他在音乐节彩排期间“逃离”拜罗伊特，正如他在给妹妹写的一系列信中所说明的那样。由于他8月1日感觉严重的偏头疼，为此他写到：“我不行了，这一点我认识到了！”“持续的头疼……和疲惫无力。昨天，我只能在一间昏暗的房间里听《女武神》；所有用眼睛看的活动都不可能！我渴望离开，我如果留下来，就简直太荒唐愚蠢了。我害怕任何一个漫长的艺术夜晚；可是，我却一直没有离开。”五天之后，他退隐到巴伐利亚森林中的疗养地克灵恩布鲁恩。然而，在瓦格纳的请求下，伊丽莎白·尼采却成功地劝说哥哥回到拜罗伊特。8月12日，他到达拜罗伊特，观看了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第一循环的演出。直到8月27日，他才回到巴塞尔，然后让妹妹向他讲述音乐节的结尾情况。
如前所述，1876年10月底到11月初，在索伦托，尼采与瓦格纳夫妇最后一次见面。巴塞尔大学准予尼采两个学期的休假，以便他能够恢复他那受到损害的健康。玛尔维达·冯·迈森布克主动当他的陪伴者和照顾者。她邀请尼采和他的朋友保尔·雷，在1876年到1877年期间，到索伦托，在那里，在风景如画的鲁比纳齐别墅中，她打算和她的“养子们”成立一个有才智的理想集体。在这里诞生了尼采的《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部分；尼采写了《大脱离》，他在该著1886年的新版前言中指出，“大脱离”是作为“自决的意志，确定自我价值的意志”。不言而喻，他主要是指脱离瓦格纳，这个他没有指名道姓地说出来的人。
瓦格纳和尼采闹翻的对外日期是《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部分寄达拜罗伊特的1878年4月25日。在不到四个月之前，瓦格纳给“他的年轻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尼采”寄去了《帕西法尔》文学文本的私人印刷品——这是瓦格纳与尼采最后的个人接触，瓦格纳随这本书附上一个献词，在献词中，他开玩笑地暗指他的最后一部作品的基督教内涵，因此，他给尼采的名字增加了官衔“教区委员会高级成员”，此外，往往被人们忽视的是，这个官衔是为了“友好地通知欧沃贝克教授”而确定的，也就是说，这个玩笑并非针对尼采，而是给巴塞尔的教会历史学家和基督教批评家欧沃贝克的。尼采把这个称谓看得比瓦格纳的本意还严肃，他太当真了。在尼采的眼里，瓦格纳随着创作《帕西法尔》，而真的成了“牧师”之一，在尼采的哲学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第二部分中，查拉图斯特拉的布道，就针对这些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