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路德维希二世与瓦格纳见面的最初几天开始，这种“与国王的友谊”就由他们的通信中一直飙升到病态的亢奋情绪的高调左右着，这种高调由路德维希二世开启，而被瓦格纳迫不得已地罩上面具，因为瓦格纳的书信风格本来与路德维希二世的书信风格迥然不同：感情强烈，而且经常具有明确的幽默特征。即便在他们的友谊经历最深的危机时期，这种着重强调的高调都依然保留下来，这种高调已经体现在他们各自的称呼上：“我最真挚的爱者”，“一与万有！我的幸福的统称”，“生命之光的原始光源”，“人生的极度幸福”等等，这是国王路德维希二世惯用的称呼；而瓦格纳使用相近的风格：“我受崇敬的、天使般的朋友”，“所有国王中最有王者风范的国王！所有受爱戴者中最亲切的受爱戴者！”等等。
一旦这位国王与他的艺术家之间发生了不快，那么，国王就通过沉默来隐藏并掩饰自己，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会以同样的风格继续与瓦格纳通信，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尽管在所有人性方面的失望，路德维希二世从来都力挺瓦格纳，从未让他倒下；尽管国王面对自己周围的人，可以言辞尖锐犀利地与他疏远，与他保持距离，这一切的原因在于，倘若没有瓦格纳，那么，路德维希二世国王的人生就会失去重心。所以，他通过区分想象中的瓦格纳和真实的瓦格纳来生活。他达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他面对他的廷臣时，给真正的瓦格纳加上引号。路德维希二世把自己与瓦格纳的关系变成一种理想，他通过躲避瓦格纳，来避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1868年以后，国王和瓦格纳只见过两次面）。这种关系最后只按照文学的方式发挥作用：这种友谊变成了书信体小说，而它的真正的作者是国王。在1864年到1883年期间，路德维希二世给瓦格纳写了258封信、还有14首诗以及70封电报；而瓦格纳则给国王写了183封信、两首诗和86封电报。
1864年7月，瓦格纳为国王路德维希二世撰写了学术论文《论国家与宗教》（über Staat und Religion）。在这篇学术论文中，他一方面很圆滑老到地淡化了他对革命的参与；另一方面，他在某种程度上又渲染一种共和的君主立宪制的思想，根据他在德累斯顿起草的演讲《共和的努力面对王国采取何种态度？》（1848年）。三年以后，在篇幅很长、内容丰富的文章《德国的艺术与德国的政治》（Deutsche Kunst und deutsche Politik）中，他继续发展了这种思想。正如在他曾经发挥作用的主要城市德累斯顿、苏黎世和维也纳一样，瓦格纳于1865年3月在慕尼黑写下了一篇针对当地状况的改革文章：《关于一所应该在慕尼黑附近建立的德意志音乐学校致信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这所音乐学校主要应该为发展国家的“演唱风格”服务，这是一项明确被关注的、但是遭到媒体批评的计划，而这项计划当然应该为典范式地上演他自己的作品服务。然而，瓦格纳不仅在口头上表达对国王的崇敬，试图让国王对他的文化政策的目标感到兴奋，他还在音乐方面也表达了对国王的崇敬：8月份，他谱写了一首《效忠进行曲》（Huldigungsmarsch）；1864年10月5日，这首进行曲在慕尼黑王宫举行了首场演出，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在场。10月份，路德维希二世以官方的方式，发布了完成《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委托，在该剧的创作经历了七年的中断之后。在同一个月，瓦格纳搬进了国王赠送给他的一套别墅中，别墅位于布林纳大街21号，在多立克柱式柱廊的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