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与李斯特的女儿科西玛之间的恋爱关系，导致他们个人关系的暂时中断。这不仅仅是朋友瓦格纳破坏他人婚姻的私通行为，导致了李斯特和瓦格纳之间深深的疏远隔阂（他们之间的通信在1861年就已经终止了），在19世纪60年代，他们两人与日俱增的个人关系的疏远还打上了一种深刻的政治文化分歧的烙印。作为一名欧洲人，李斯特感觉自己主要属于法国的语言和文化区域。他崇敬拿破仑三世，在拿破仑的统治下，李斯特的女婿爱弥尔·奥利维耶已经爬到了总理的职位，并且于1870年7月15日宣布了对普鲁士的宣战书。这位爱弥尔·奥利维耶与李斯特同玛丽·阿古伯爵夫人生的大女儿结婚。在这场普法战争中，李斯特完全站在法国一面。随着法国的战败以普鲁士为主的德意志帝国的胜利，李斯特的世界坍塌崩溃了，这是一个由天主教和法国文化确定的、基督教的、罗曼民族的、同时又是启蒙开明的、世界公民的欧洲世界。1865年，李斯特在罗马经历了简单的授予圣职的仪式，接受了社会地位很低的圣职，成了天主教教士（Abbé）。而对他来说，这种世界主义的欧洲的核心就是古典文学时期的魏玛。
然而，瓦格纳与李斯特的女儿科西玛的态度，同李斯特的价值体系截然相反。他们俩按照路德新教的方式结婚，1872年，科西玛改信路德新教。1870年，瓦格纳和科西玛都毫无保留地站在普鲁士一边，他们采取一种严苛的反对法国和反对天主教的立场。科西玛在这个时期写的日记，经常充斥着对李斯特的贬低和轻蔑，她贬低李斯特的人格和作曲家才华。对瓦格纳夫妇来说，李斯特不过还属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前那个旧的社会和政治制度（Ancien régime）而已，他是“一个正在走向衰落的世界的插图画家”，是一个“此刻正在战争中消失的巴黎”的代表，正如瓦格纳1871年10月12日对科西玛所说的那样，对李斯特而言，一个欧洲文化时期随着普法战争结束了；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魏玛时期和此后，他创作的作品风格体现了尊奉为神的时代以及人类乐观主义的凯旋时代。最后，在他的晚期格言诗式的钢琴曲中，李斯特退缩到一种接近哑然无声的酸涩而不易亲近的声音里。他的钢琴曾经把他推崇到一个璀璨夺目、星光熠熠的世界里，让他成为被簇拥的技艺精湛的钢琴大师，而对他的晚期格言诗式的、禁欲的音乐作品而言，他的钢琴不啻为奢侈的乐器。
在瓦格纳人生的最后十年，李斯特与瓦格纳疏远多年以后，又按照老年人的方式，同瓦格纳和解。而即便曾经的疏远也从未损害过李斯特对瓦格纳作品的责任感，正如在这个时期他把瓦格纳的歌剧作品改编成钢琴曲这一点已经证明的那样。1886年，李斯特在拜罗伊特音乐节期间去世。起初，这条消息在公众面前被隐瞒封锁，在“演出还得继续进行”（the show must go on ）这个意义上。这时，李斯特和瓦格纳的荣耀的标志发生了颠倒：昔日光彩夺目、熠熠生辉的“巨星”在欧洲的社会和音乐的天空中陨落消失了，他悄无声息地、毫不引人注目地消失在地平线后面的黑暗混沌中；而此刻，在地平线上，瓦格纳这颗星，这颗昔日被李斯特带着脱离黑暗混沌的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璀璨地绽放光芒，大放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