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瓦格纳的观点，属于现代最愚蠢的、美学方面的基本错误的还有，“假设作家事先肯定经历了他自己的文学作品。” 在他的文章《论文学创作与作曲》（über das Dichten und Komponieren, 1879年）中，瓦格纳冷嘲热讽地讲述了卡尔·古茨科，有人指责古茨科，说他“描写了作家与男爵夫人和伯爵夫人的私通，而他自己根本就不可能经历过这些私通；这个人却怒不可遏地认为，必须回击这种说法，方法是，对类似的、真正的经历进行暗示，而这些暗示又被他冒失地掩饰。” 为了他自己的个性，瓦格纳一再严厉无情地摒弃这种尝试：想从他的生平与作品之间得出直接的关联。在他看来，根据人生经历写的文学作品并不是文学作品。他通过以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Don Quijote）来证实：“真正所经历的事物，在任何时候都无法作为素材，为一种叙述服务。”在他看来，塞万提斯在叙事方面是不折不扣的楷模，而使真正的叙事作家出色的是，“对从未经历的事物的预言本领”。有些为艺术家写传记的传记作者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他们认为，可以根据艺术家的生平解释艺术作品。
在他的著作《瓦格纳：作品中的人生》（Wagner:das Leben im Werke, 1924年）中，音乐研究专家保尔·贝克（Paul Bekker）恰好颠倒了生平与作品的关系：他写到，并非生平孕育作品，而是作品支撑生平，导致生平中的特定状况出现。并不是因为瓦格纳爱上了玛蒂尔德·维森东克，他才写下《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而是因为他写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他才爱上她。实际上，人们可能很难在瓦格纳的乐剧作品中捕捉到哪怕一个真实的、自传性的回忆。相反，他当然很愿意把他的乐剧中的人物和处境投射到他自己的生活中——一直到他家里家畜的名字。
虽然本书试图把瓦格纳的作品纳入他的生平的时间顺序中，但是，本书通常放弃了事无巨细地描写瓦格纳生平这种手法，因为这种描写已经足够多了。在一股新的传记浪潮到来之前，卡尔·达尔豪斯就已经在他的著作《理查德·瓦格纳的乐剧》（Richard Wagners Musikdramen, 1971年）中指出：“瓦格纳的生平已经被如此频繁地讲述，以至于它已经是无法被讲述了。而且，它也不需要再被讲述了。因为，再也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把瓦格纳的音乐看成他的传记发出声响的映象。”他还补充道：“瓦格纳是一位对自己和对别人都非常严苛的人，在他看来，除了作品以外，什么都不算数。”这本书主要应该献给这种作品及其“传记”；本书想遵循瓦格纳的以下信条：每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都不应该归功于自我经历的事物，而应该归功于这个馈赠：对从未经历的事物的预言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