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月下旬起，K字楼几乎每天都有一批批犯人被拉出去，或集体、或个别宣判。这就是为宣判“四五”人士做准备。7月26日把我一个人拉到市中级院去宣判。在“中院”临时拘押时，与一位因天安门事件而进去的小姑娘仅隔一个木栏杆，她也是从看守所拉到“中院”来证明某些问题的。当时我还奇怪，“四五”才过去三四个月就要判决了？
不过，1976年闹得最大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和因为抵触“批邓”而被打为“现行反革命”的，绝大多数没有判，一监的三中队也没有因为“四五”或“批邓”而被判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只听说在《北京日报》上点名的一个与“邓”“相呼应”的“反革命分子”被判了十几年，去了袜厂。此案的主角由于被报纸点名而广为人知。其实这个案子的真实案情也很可笑，并非像宣传机关说得那么严肃、严重。
案主就是白纸坊一带某造纸厂的工人，因为身体不好，常常请病假。那时请病假不超过6个月都是发全薪的，当时已经十多年不长工资了，工厂里除了老工人外绝大多数都是二级工，每月42元5角。如果病假超过6个月就会停发工资，改发“劳保”，而“劳保”金额只相当原工资的60%。因此许多病号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意“吃劳保”。大多数人采取的对策是病假休了四五个月的时候，先上一两个星期的班，然后再接着请病假。如果是真病，那还情有可原，如果是“泡病号”，单位领导即使再恨他也没办法，除非与医院大夫联系，调查他是否真有病，分别处理。这位造纸厂工人大约是真病，他休了五个来月后，上了一个星期的班，又开始请病假。可是那个月的工资条一下来，变成了20多元，一下子把他变成“吃劳保”了。这使他又急又气。急的是二十几块钱，家中没法维持生活；气的是自己按规矩办，病假并没有连续到半年以上，领导却违规，这简直是蓄意整他。于是他气势汹汹地到厂长、书记办公室找他们理论。
那时正值“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的高潮，厂子楼内楼外贴满了大字报，领导不断开会、找人谈话，这位老病号来的肯定不是时候。他一推门进来，看到一屋子人，觉得这正是个好机会，当着众多人正好把道理讲清楚。他正红头涨脸地讲道理，领导根本没时间、也没心思听，叫他出去，以后再说。而老病号怕自己领了“劳保”，木已成舟，以后更没机会说了，坚决不肯走。领导拉下了脸郑重其事地说：“我们正在研究当前的政治大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没功夫听你那十几块钱的事儿。” 他顿时感到受了侮辱，还要争这个“理”。领导说：“你再在这里捣乱，我们就认为你是破坏‘批邓’！”说着支使人推他出去。这么一来，老病号气愤已极，一只手拽着门，一只手把门外的大字报一把撕了下来，并大喊：“怎么着，这文化大革命就我和邓小平倒霉了！”此话一出，举座皆惊，领导令人捂上他的嘴，制止他喊“反动口号”。此时老病号已经气蒙了，乱喊一气。厂领导马上给公安局挂了电话，把他抓走。公安局把这个案子上报北京“运动领导办公室”马上作为重点案件来抓，这个案子即刻成为轰动全国的重大反革命事件，这样从重从快处理了这个“老病号”也就不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