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古玩大家归希之，其藏品多秘不示人，一些富商缙绅曾多次求购，他都予以坚决拒绝，但乾隆以一道圣旨就将其充公。朝鲜人柳得恭《滦阳录》记载，他曾在扬州八怪之一的罗两峰处，见到一幅唐韩滉画，轴尾有朝鲜安氏印记，罗氏告诉他，这就是前朝大收藏家安歧，“曾献书画于今皇上，蒙收，赐白银1000两”，大盐商安歧收藏晋唐以来书画甚巨，他所著的《墨缘汇观》中，著录有“法书上卷自魏钟繇至北宋人书法一百五十三件；法书下卷自南宋人至明人书法一百六十八件，墨榻十种，附法书续录，一百三十件；名画上卷自东晋顾恺之至明人绘画一百一十五件；名画下卷自唐至明之画册八件，画卷六件，附名画续录一百二十二件”。据史书记载，这些藏品中的大部分经沈德潜从中斡旋，悉数入宫典藏。
乾隆年间修撰《四库全书》，也是对天下法书名画的一次大搜集。乾隆三十七年为纂修《四库全书》下诏求书。因呈书寥寥，又于次年重申前谕，命各省实力查访，倍价收购，并采用多种奖赏献书的措施。同时，乾隆限令各省督抚在半年内办妥征书事宜。于是，全国大规模的征书活动进入高潮。当时凡是藏书的士大夫家，都有或多或少的书画藏品。这次搜集图书，许多书画也同时被征入宫内。如江苏善本图书家季沧苇，大批宋元善本归于皇室，而他和乃父收藏的宋元书画墨迹亦同时进入清宫。
乾隆常常不惜以重金购求。《石渠宝笈》载乾隆帝观晋王羲之书《袁生帖》题跋，云：“《袁生帖》三行二十五字，见于《宣和书谱》，……乾隆丙寅，与韩幹《照夜白》等图同时购得，而以此帖为冠。”《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被乾隆目为赝品，但还是花费2000两白银购入，“概以二千金留之”。在乾隆的大力征集、搜求之下，清宫法书名画的收藏也达到了鼎盛，几乎民间流传的珍贵墨迹，大都归于内府所有。
抄没罪臣家产，也是清宫丰富内府藏品的一种方式。如雍正抄没年羹尧之家私。《石渠宝笈》中著录毕沅原藏之件甚多，其中字幅如张即之书《李衍墓志》，即为毕氏身后没收入宫者；有名之《颜鲁公祭侄文稿》，亦系籍没毕氏之物。
乾隆皇帝在强烈占有欲的支配下，将民间所藏网罗殆尽，法书名画几乎全部集于内府，使得书画收藏之风颇为炽热的清代，自乾隆之后，不得不转向金石碑帖的收藏了。
清代宫廷收藏，自乾隆之后就走上了下坡路。特别是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抢劫与破坏，使清宫珍藏的书画被抢到异域或流散到民间。1860年，英法联军疯狂劫掠和焚烧圆明园。圆明园中珍藏的丰富的奇珍异宝，由于侵略者的野蛮劫掠和焚毁，原有的收藏和陈设很少留存国内，大量瑰宝、珍玩流落国外。现藏英国大英博物馆的《女史箴图》就是这次被掠走的。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在长达一年之久的劫难中，紫禁城、三海、颐和园、坛庙陵寝、王宫府第，悉遭厄运。据《平等阁记》作者狄葆贤目睹所记，“宫中已损失过半”，三海、瀛台文物珍品“荡然无存”，“紫光阁内书籍狼藉满地”。此次劫难，是第一次宫中藏品大规模的流失，清宫收藏损毁之惨重，前所未有。而末代皇帝溥仪，更是造成国宝劫难的元凶。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逊位皇帝溥仪继续在紫禁城内待了11年，这11年也是故宫文物流失最严重的时期。1923年6月26日深夜，神武门内建福宫的德日新斋起火，共烧毁房屋120间，金佛2665尊、字画1157件、古玩435件、古书几万册。后来清理火场，一个以50万元的价格买下了灰烬处理权的金店，就从中拣出金块金片17000多两。据推测，这次国宝劫难，是宫内太监和内务府官员为掩饰他们盗窃文物的行为而有意引燃。
溥仪被赶出故宫之前，曾多次以赏赐的名义，秘密地把宫内收藏的古版书籍和历朝名人字画盗运出宫。盗出宫的宋元善本209件,总计502函,绝大多数是宋版。盗出手卷1285件,册页68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