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南京讲学以来，王阳明着重论述了省察克治。此外，他的另一个侧重点就是立诚，即诚意工夫。四十二岁返乡省亲之时，王阳明曾写信给黄宗贤，提出立诚乃细致入微的本源工夫，好比执刀于咽喉处，必要格外用心。
在滁州时，王阳明又写信给弟子王天宇，同样向他阐述了诚意之学。王阳明在信中认为，诚意为《大学》的根本工夫，由此出发，他还对朱子的《大学》说进行了批判。而阳明学的特色就是在这种独立于朱子学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这一点前文已有述及。
王阳明于南京讲学之时，尤为重视立诚。他认为，要去私欲、存天理，要实现省察克治，必须先立诚。唯有立诚才是根本工夫。
当时，王阳明在《赠林典卿1归省序》《赠周以善2归省序》及《赠郑德夫归省序》中均谈到了立诚的重要性。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阳明特作《修道说》（《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对立诚加以详细论述。
同年，在薛侃刻印的《传习录》中，也多处提到了立诚的必要性。其中包括诚意与格物致知的关系，诚意与正心的关系，诚意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关系，诚意与明善的关系，诚身与明善的关系等。
文中提到，“诚”不仅为《大学》之根本，也为《中庸》之根本。关于诚意与未发之中及已发之和的关系、诚意与好恶之情的关系、诚意与知行的关系、诚意与敬的关系，等等，文中都予以详细论述。
王阳明一直极为重视立诚，在他晚年所撰的《大学古本序》《与朱守中》《与席元山》《与顾维贤》《与邹谦之3》等文章中，均可看到他对立诚的论述。
此外，从王阳明于嘉靖五年（1526年）所撰的《南冈说》（《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四）以及王阳明去世后出版的《传习录》下卷中，也可看到相关论述。
王阳明于晚年时将“致良知”作为学术宗旨，“致良知”也成为王阳明讲学的主旨和根本。此前，王阳明一直将“诚意”作为为学宗旨、《大学》之根本。王阳明注重实践，提倡知行合一、省察克治，反对朱学的主观论。因此，他自然会将“诚意”作为《大学》之根本。
此外，王阳明还提出，心学为根本之学（或本原之学）、朱学为枝叶之学。对此，王阳明曾做如下论述：“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仙家说婴儿，亦善譬。婴儿在母腹时，只是纯气，有何知识？出胎后方始能啼，既而后能笑，又既而后能识认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后能立、能行、能持、能负，卒乃天下之事无不可能。皆是精气日足，则筋力日强，聪明日开，不是出胎日便讲求推寻得来。故须有个本原。”（《传习录》上卷）
王阳明认为，后世儒者多未领会格物真意，错将“格物”理解为推究万事万物之理。因此，他着力阐述本原工夫的重要性。所谓“本原工夫”，即通过修身达到“未发之中”的过程。
弟子陆澄质问：看书不能明理如何？
对此，王阳明答道：“此只是在文义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为旧时学问，他倒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为学虽极解得明晓，亦终身无得，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传习录》上卷）
王阳明提出，体认道心为根本之工夫、本原之工夫，体认道心才能尽知天理。此外，王阳明还以船舵为例来阐述为学之要旨：“为学须得个头脑工夫，方有着落。纵未能无间，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虽从事于学，只做个义袭而取，只是行不著、习不察，非大本达道也。见得时，横说竖说皆是。若于此处通，彼处不通，只是未见得。”（《传习录》上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