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湿漉漉乱蓬蓬的草地上行走，开始仔细检查每一棵树，最后终于根据树干上向上排列的一连串某种小疤，根据伸向河面的一根树杈，以及挨着这根树杈生长的另一根细些的枝丫，认出了我所寻找的树。就是这棵树，我似乎觉得它站立在这里，实在就像是那些人，那些你童年时代的巨人。许多年后，你再与他们相遇时，会发现他们不仅由于你的成长而显得小了，而且也由于他们自己上了年纪而绝对地缩小了。通过这种双重的降级，昔日的巨人变成了侏儒，而你的样子则恰恰相反。
这棵树不仅被寒冬掠去了树叶，而且似乎因为树龄太老而看上去疲惫不堪，虚弱而干枯。我非常庆幸，庆幸自己见到了它。所以，事物存在的时间越久，变化便越大。没有东西是恒久不变的，一棵树不会，爱不会，甚至暴死都不会。
全都会变。我穿越泥泞，往回走去。我浑身透湿，任何人都看得出，该避避雨了。
这棵树很可怕，活脱是耸立在河边的一座怒气冲冲的铁黑色尖塔。我绝不会爬它，这想都不要想。只有菲尼亚斯才会产生如此疯狂的念头。
他当然一点都没胆怯。他不会胆怯，或者，如果他胆怯了，他也不会承认。菲尼亚斯不会。
“我最喜欢这棵树的是，”菲尼亚斯的声音就像施催眠术者的眼神般充满魔力，“我最喜欢这棵树的是，爬上去不费吹灰之力！”他睁大他绿色的眼睛，狂热地看着我们。他的大嘴巴上绽开得意的笑容，上唇滑稽地稍稍突出，只有这笑容使我们相信，他并不真是在说傻话。
“这就是你最喜欢的？”我讥讽地说。那个夏天我说了许多讥讽的话；那是我的讥讽之夏，1942年。
“哦喔。”他说。这个表示肯定的新英格兰词语总使我发笑，这一点菲尼知道，于是我只好笑了起来，这使我感觉不那么讥讽，也不那么害怕了。
还有另外三个人和我们在一起——那段日子菲尼亚斯几乎总是同一小伙人结伴活动，这伙人与一个曲棍球队的人数差不多——他们和我站在一起，用极力掩饰的畏惧目光看看他，又看看树。在那高耸的黑色树干上钉着粗陋的木钉，木钉依次向上，一直通向一根粗壮的树杈，这根树杈远远伸向河面。站在这根树杈上，你可以奋身一跃，安全地跳入河中。我们是这样听说的。至少那帮十七岁的小伙子们可以做到这个；但是他们比我们大了关键性的一岁。我们三年级的人都没尝试过。菲尼自然要第一个尝试，他也自然要哄骗其他人，哄骗我们大家，和他一道尝试。
我们那时还不完全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三年级。因为这是暑期班，设立这个学期就是为了跟上战争的步伐。那个夏天，我们正紧张不安地从俯首帖耳的二年级学生变成勉强受到尊敬的三年级学生。上面的一级，四年级学生，征兵局的诱饵，几乎就算是士兵了，在我们前头奔向战场。他们一边忙于完成加快了进度的课程，一边学习着急救，加强着体能训练，这种训练就包括从这棵树上跳下来。而我们，则仍在安静而麻木地读着维吉尔，在小河远远的下游玩捉人游戏。直到菲尼想起这棵树来。
我们站在那里，抬头朝树望去，四个人显现出惊恐不安之态，一个人则满脸兴奋。“你们想第一个试试吗？”菲尼巧舌如簧地问我们。我们只是默默地回视着他，于是他开始扒去身上的衣服，脱得只剩下一条内裤。尽管还只是低年级学生，但菲尼已经是全校最优秀的运动员了，然而，他却并不魁伟。他的个头和我一般高—— 一米七四（他与我同屋之前，我一直声称自己一米七五，但是他却用他那简单而自信得惊人的口吻当众说：“不，你跟我一般高，一米七四。我们都属于矮个子阵营。”）。他体重一百五十磅，比我重出了恼人的十磅，这十磅肉以一种充满力量的协调，均匀地长在了他的腿上、躯干上、肩膀上、胳膊上以及结实的脖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