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使“矛盾”初露“端倪”。那次我们是找到当时的湖南记者站站长张祖璜一起合作。这个张祖璜也是地方记者中的“名角”，年年出好稿，年年得奖受表扬，外号为“红旗站长”。思路确定后，我先写了一稿、二稿，那两位嫌我的文章 唆，批得狗屎不如，第三稿我交了“权”，由他们去执笔，完稿后我边看边笑：“两个鬼家伙，是有点儿水平！”
“到今天才知道？”丁炳昌问。
“我以前迷信你，现在才知道丁炳昌可以做你的老师！”张祖璜也乘虚而入。
稿子刊出，好评如潮，报社收到1600多封信。这篇“中性报道”在新闻界引起强烈反响，评论文章一篇接一篇，我又趁热打铁在《新闻三昧》、《中国记者》、《新闻战线》等刊物发表了几篇探讨性的理论文章，从此“中性报道”作为一种全新的新闻形式得到新闻界的广泛认同，《反思》也成了“中性报道”的代表作之一。
但“出名”的是我，丁、张两位的功劳被我的“光环”遮盖住了。那次开全国记者会，总编辑杜导正谈到《反思》津津乐道，左一个“小樊”，右一个“小樊”，明明是三个人共同署名，明明姓丁的和姓张的就坐在他跟前，他却“目中无人”视而不见，从头至尾连一个字都未提及他们俩。走出会场，丁炳昌叹息：“唉，唉，跟你这个蠢东西在一起永无出头之日。”
我两眼一转，差点儿没忍住笑：原来这个从来淡泊名利、心静如水的丁炳昌，也会有感到不平衡的时候！我决定逗他一下：“这样吧，我现在就去找老杜，要他在下午的会上，补给你们一个表扬。”说着，装出返身的样子。
这个傻瓜果然上当了，一把拽住我：“你少来这一套，谁稀罕那表扬！”嘻嘻！我笑得前仰后合，可这一次姓丁的可没有跟着我一起嬉皮笑脸，而是正色道：“算了，以后我们各干各的，我不来沾你的光，你也少拉扯我。”
当然，说是这么说，过后一切都照常。小事一桩，我根本没把它放心上。
过了若干年我才意识到：假如我当时能认真看待这件“小事”，假如我能站在丁炳昌的角度设身处地想一想，假如我能对自己的言语行为作个像样的“反思”，假如……那么，我们夫妻间的关系可以在当时就得到及时调整，我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发展“战略”也会作出合理得多的选择，我们的小家庭将更加和谐美满、长治久安，而家庭中的每个成员也将各自得到应有的健康发展。可惜当局者迷，正处于“大红大紫”中的我，已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完全忽略了我的家人、特别是丁炳昌的处境和感受。正是这些至亲至爱者无私的爱和奉献，为我这个“蠢东西”的成功营造了稳定可靠的大本营，使我得以在大树下面好乘凉，但我却本末倒置，还以为是我这个“名记者”给全家带来了光荣。
这使我的亲人们、包括我自己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989年，“夫妻记者站”解体，“蠢东西”离开记者队伍“下海”搞科技开发，丁炳昌竭尽全力劝阻而未能奏效。虽然这样做经过了报社编委会的特许，虽然我的组织关系并未离开报社、我也依然为报社写稿，但整年在外，撇下他一个病人形单影只，瘦弱不堪的肩膀挑着两副力不从心的重担，他的病情迅速加重，连续住了两次医院。“我这辈子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放樊云芳‘下’了‘海’，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丁炳昌不止一次对朋友们这样说。
1991年秋天，当时的报社总编辑张常海来海南开会，顺便看了一下我在海南的科技开发公司，“不错，还搞出一些名堂了嘛！”话锋一转，老张直话直说：“小樊啊，回报社吧，回来搞报社的公司，如何？”后来，话题转到了海南的冬天花香鸟语、温暖如春，而海南记者站正好没人，虚位以待，老张同意我的想法：“让老丁到海南来当站长吧，这里的气候对他身体会有好处。”
一星期后，老张亲自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我在一次会上遇见穆青了，穆青说，快叫樊云芳回来，马上要评首届范长江新闻奖了。你们《光明日报》，也就樊云芳有希望。”
该年年底，“蠢东西”如愿以偿地登上了首届“范长江新闻奖”的领奖台，从自己敬仰的新闻界老前辈穆青手中接过了中国新闻界最高奖项的奖杯；翌年2月，任《光明日报》总经理室总经理；8月，作为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获国务院特殊津贴……真是“喜报”频传。但同时，我的家庭却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丁炳昌不仅病魔缠身、形销骨立，又得了忧郁症，整天郁郁寡欢，虽然在外人面前我俩亲密依旧，但独自相对时已感到缺乏共同语言。他对我的任性和无休止的“追求”感到厌倦，我在潜意识里也产生了对他的不满：怎么一天到晚像只无精打采的“煨灶猫”？当年那个英姿勃勃、才华横溢、敢作敢为的丁炳昌哪儿去了？
远道而来的老朋友王生明在我家住了几天后看出了苗头，临走前特意跟我单独谈了一次，口气温和，语重心长：“云芳啊，放慢点儿节奏，弦绷得太紧了要断的！我承认，你有才华，你努力，你是个‘福将’，但依我观察，你的‘福气’就来自你的老丁。这些年老丁处处护着你，让着你，成就你，你要好好待他，尊重他，珍惜他，好吗？”我点头称是，心里也不无触动，但实际当时并没有完全听懂，一直到很多年以后，才真正领略了这些话的深刻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