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不幸与灾难,笑比哭好—这是生活教会我们的

1996年,“死而复生”的我重新回到了《光明日报》的记者队伍。“朋友们感觉到这位原先的‘女强人’已变了个样子,不再像过去那样争强好胜咄咄逼人,而是变得超然了、宽容了、随和了,也变得温柔了,尤其是对她的丈夫丁炳昌。”浙江记者站站长叶辉在一篇文章里这样描述。

是的,现在站在这里的是一个新生的我。这个我,对职称、职务、待遇之类的“身外之物”已经不大在乎,对待世俗的眼光,也尽可能淡然、释然、坦然、超然。

首先,我和丁炳昌来了个“交椅”轮流坐。生病前,我曾在湖北当过十年记者站站长,丁炳昌是妻子超高水平的“秘书”、“助手”和“贤内助”。而现在,丁炳昌成了(海南记者站)站长,我的地位“一落千丈”成了他的“站员”,同时还是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我很喜欢自己的新“角色”,一心想为他们父子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宁静的港湾。

我的两位“公子”,在我病前对我这个“女强人”妈妈很不感冒。老大虽然一见我就低眉垂手,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实际上母子间的单独谈话从未超过三分钟——做儿子的决心缄口无言,我这个老娘又如何能把“独角戏”唱下去?那个小的更好,一见到我的影子就一溜烟钻进自己房内,倒像是见到了“狼外婆”!可现在,很令我洋洋得意的是,我已经成了两个儿子的好朋友。

1996年初夏,即将步入高三年级的小儿子成绩单上一片“红灯”,令丁炳昌和我心碎。我权衡再三,推迟了已经列好提纲的两本书稿,转过头来全身心地帮助儿子。从每天的饮食起居到细微的思想工作,从聘请辅导老师到安排每周的复习计划,简直巨细无遗。一年又两个月后,小儿子以较理想的成绩考入了武汉大学,攀上了他人生道路上第一个关键的“高度”。

大儿子本来已接到了美国某大学的入学通知,是我突然得病使他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那天从手术室里推出来,迷迷糊糊中我看到他守在病房门口无声地哭泣,我的心震颤着。“对不起,儿子,实在对不起——”我想说,但嘴唇翕动着就是发不出声来。现在,他已经成家立业,妈妈也成了他最亲密的“顾问”。“妈妈,你现在有空吗?”每逢接到他这样的电话,我就是再忙,也会立即放下手头的事。他在海南时曾经营一个棕榈园,我就时时处处留心收集棕榈资料,母子俩一谈开棕榈,就必定是口若悬河,每每要等丁炳昌一声断喝才会住嘴。我还常到他的苗圃去,观察种子不停地育成苗,苗一天天长大,真是妙不可言,其乐无穷。

每年春节前后,丁炳昌和我都会细心地列出一张名单,按照名单我们发出一封又一封信件,接到信的朋友——他们极大多数已经离退休——都很开心。有一封回信这样说:“我把这封长信从头到尾看了四五遍,一面看一面开怀大笑……我知道你们写这封信就是为了让我高兴(注:一年前她的丈夫因病去世),谢谢你们还没有忘记我。”是的,我现在不仅更爱自己的亲人,也比以往更乐于向每一个遇到困难的朋友伸出友爱之手,哪怕只是写一封信、寄一张生日卡表达真诚的问候。

但我还没有修炼到可以超凡脱俗。1997年春天,我代替“丁站长”去参加省里的农村工作会议,与会者有百人之多,到县里参观时,带“长”的都安排两人住一间客房,而我这个年过半百的资深记者,却被临时“塞”进一间已被两个年轻“长”占据的房里睡“加床”。一丝尴尬,一丝不快,一丝受轻视的感觉使我简直想离会而去。但转眼间又释然了:“值得吗?为这点事!”回来后,我采写的一篇通讯登了头版头条。丁炳昌翻开报纸笑眯眯地说:“水平高低在其次,心境平和、大度了,我佩服。”我还给他一个:“呸!”

每年11月17日——动手术的日子,我们都会“验收”那张“灿烂的单子”,已经兑现了的事,钩了去——那是生活的馈赠;还没来得及做的,要抓紧做,因为谁也不能预测生命何时会离我们而去。但不管遇到多大的不幸,不管处于何种逆境,都要勇敢地面对,笑比哭好——这是生活教会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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