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时报》2011年10月18日A13北京热线版报道了未名湖南岸的自由作家被北大三名保安驱赶一事，激起一些社会反响，大家纷纷质疑名校北大的不良做法。有人为我鸣不平：“为什么要驱要赶？丢你脸了吗？为什么就不可以给他一个位或者设立一个学校图书交易区？既做了善事，又解决了一个残疾人的生活问题，一举两得的事何乐而不为？这么大的大学缺这一块地方吗？”有学生质问：“我读书时他就在那卖，也至少有七八年了吧，已经和火根叔包子叔一样，成为校园里的一个文化符号了。为什么要驱赶呢？”作为被驱赶的当事人，除了痛心加错愕之外，我想写一下鲜为人知的事实。
2004年9月，我开始在北京大学三角地摆摊卖书，作为自己谋生的一种尝试，当然得不到校方的正规批准。在父亲的极力提请下，综合治理办公室的负责人同意我暂时在那里卖卖书，期限为一年，这也是口头答应，没有正式批文。从此，在三角地纷攘热闹的学生社团和浩浩荡荡的商业大军之间，有了我的一席之地。我的售书行为在这里坚持了三年，期间也会被间断地“临时取缔”，以配合上面的检查和学校的清查工作，但基本没有后来的频繁驱赶的情况。后来，许智宏校长视察三角地，说了一句“这儿太乱了”，下属会明官意，不日三角地被拆，我自然被第一批淘汰，由正规军转入游击状态的“野战军”。
那三年，我售书的情况并不好，一天三五本是常事，周末能卖十来本，冬季时常常一本不卖，颗粒不收，所以才有七个月卖完一种书（500本）的惨淡纪录。那时候我常以买一送一为乐，知道学生没有购买力，我常带一些其他的书送给买我书的读者。报纸上北大反应，我卖书不是义卖，而界定为商业行为，未免太高估我了吧？我一个人写书，自费出书，自己卖书，为求温饱和独立，能有多大的“商业利润”？北大规定，凡是在三角地举办以宣传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必须缴纳展位费（或者叫校园管理费），根据其品牌和规模不等，一天少则几百元、几千元，多则上万元。出于照顾北大家属、同情残疾弱者之考虑，费用得免，但长期沾光优惠肯定不行。北大把我混同于商业摊贩，这样也能按规定名正言顺地将我“依法处理”，直至拖出去，永不录用。
在三角地那棵槐树下卖书的日子，我最伤脑筋的一件事就是，到处寻找可用做卖书的桌子。由于不交“保护费”，自然没人保障你的私有物品，我卖书用的木头桌子，经常被莫名地毁坏、挪走，拿车锁锁在大树上的金属桌椅都能在翌日不翼而飞，这样三年前后大约用过十张桌子。三角地禁止卖书，我把找来的第十一张桌子移到未名湖，又被巡视的城管车慨然拉走。迫不得已，我就在博雅塔下的两方石块上摆开卖书，这就是我工作用的第十二张桌子了，搬不走也毁不坏，从而胜利转移了阵地，开始了二次创业的伟大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