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灰烬与钻石》表明了：战后，没有什么能阻挠波兰卫国军一代融入社会政治变革的大趋势之中，那《鹰冠戒指》就消除了所有的幻想。《灰烬与钻石》传递的信息无论是对规则的让步，还是由导演和编剧联合起来的一个妄想，都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无论如何，《鹰冠戒指》的视角，意味着和共产党唯一可能的合作形式就是公开的反叛，这样的表达，在战后的一些年也是很难想象的。亚历山大·史西博-雷斯基的小说《马尾戒》被审查制度禁掉就证明了这一点，瓦伊达剧本的基础也是由这部小说而来。
瓦伊达在《鹰冠戒指》中表现出来的对历史观的修正，实际上只是自我修正。它摆脱了《灰烬与钻石》的幻想，展现了战争幸存军人的悲剧命运；但与此同时，就历史知识而言，它所刻画的机制是众所周知的。在这方面，更有价值的电影是布伽斯基的《尼罗河将军》（2009），它基于KEDYW（卫国军的一支）领导人费尔多夫的悲剧经历改编，1952年费尔多夫将军在不公正的审判后被处死。
把《鹰冠戒指》和波兰学派的电影放在一起比较其实不太合适，因为这部电影的历史观完全是封闭的，它只表现过去，缺乏戏剧应有的敏感性，而这种敏感性是可以使人们从过去想到未来的。在这方面，根据斯坦尼斯拉夫·雷姆贝克小说改编的电视电影《叛国者弗朗西斯科·克洛斯》（2000）则与波兰学派影片有更多的共同点。公众期待占领时期的故事再度呈现英勇而光荣的事迹，这种期待完全是正当的，这不仅仅是公众发自内心的渴求，也是历史真实本身所致。弗朗西斯科，一个有着“忧郁男孩”形象的警察，一个可怜的家伙，为占领时期的德国军队服务。如果不是在那样的特殊历史时期，他不过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小人物。但在这里，他犯下了罪行，而让他犯罪的行为恰恰是他的职责，他应当尽力去完成的工作。这说明什么呢？那个时期注定了存在许多这样的人，他们都不是独特的个案。
公众的集体意识期望着历史题材电影能够确认集体认同感。尽管如此，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是模糊不清的、有问题的意识，同时也受到羞耻感和集体负罪感的潜在影响。因为警察也在屠杀中扮演着辅助角色，克洛斯的受害者也包括犹太人。
犹太人和波兰人
在过去二十年中，最重大、最突出的历史问题，就是发生在波兰土地上的大屠杀，以及波兰人与犹太人的关系。这个问题引发了强烈的关注，并且引出了填补政治审查造成的文化历史空白的课题。这主题在严苛审查制度下是禁忌，在波兰人民共和国时期，少数电影人成功突破这个障碍：例如亚历山大·福特早期的《华沙一条街》（1949），安杰伊·瓦伊达的《参孙》（1961），斯坦尼斯拉夫·鲁热维奇的《出生证明》（1961）（在一定程度上有突破），还有切斯拉夫和艾娃·佩泰尔斯基的《猎人者》（又译《孽欲杀人夜》，1963）——这部影片表现了一个敲诈犹太人的波兰人，但他被波兰社会遗弃，甚至经历了救赎。最有意思的影片应属安杰伊·布热措夫斯基的短片《铁路旁边》（1963）。铁轨旁边躺着一个年轻的犹太妇女，她从押运中逃脱，又断了一条腿。旁边村子的居民聚集在她的周围。他们唯一能想到的帮助她的方法，就是痛快地给她一枪。
审查的敏感性无疑是这类题材在银幕上少见的最重要原因，但这是唯一的原因吗？这类题材确实很难处理、令人很不舒服。有些事情人们乐于想起，而另一些则是人们宁愿立刻忘记、永远不再提起的。人们不愿提起的东西包括了社会中并非少数人对待犹太人在波兰土壤上被灭绝这一事件的态度：被动（我指的不是被占领者逼迫这种被动）、无动于衷，甚至是有时会表现出来的满足感（尽管这只是极少数人的态度，但是是非常明显的，令人难过），以及与纳粹的通敌合作（这已经被视为犯罪行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