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杰伊·维尔纳
安杰伊·维尔纳| Andrzej Werner
生于1940年，电影与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波兰科学院文学研究院教授。他还是20世纪与21世纪文学系主任，以及戏剧学院讲师。他还是这些作品的作者：《普通末日》、《激情与乏味》、《血与墨》、《电影十年：六十年代电影的文化危机》和《论约瑟夫·扬·什切潘斯基的写作》。
什么理由足以让演员穿上过时的服装，用道具和布景在剧情片中重建过去事件的影子？在电影界，这个理由就是潜在的观众兴趣：这一理由是不能否定的。但如何考量这种兴趣，如何使充满风险的不确定性尽可能地接近确定性？我们现在先不考虑纯粹的商业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与历史叙事的主题多么无关，只要加上大量的新奇之物，目的就能达到。提升观众兴趣靠的是故事的文化敏感性，要将过去的时代与当前的需求联系起来：对我们走过的道路展开争论，对我们将走的道路提出质疑。过去与当前在哪里、如何相连？能够为所有不可避免的波折描绘出共同的方向，并由此为整个一系列的事件找到意义吗？应该在哪里找寻这种意义？纪录片对过去的重建均具有记忆价值，但对于剧情片而言，情况并非如此。在剧情片中，再纯真的再现也难免含有欺骗的成分。
这一类型的电影中，再现中的欺骗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所有再现显然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事实真相是可以实现的。真相也许是一个非常艰险的概念，因为事实总是与各种阐释夹杂在一起，因而具有相对不同的意义。然而，含有事实与事件的欺骗往往是易于觉察的；为了使文化领域的历史影片具有意义，诚实依然是我们必须追求的目标。
1989年之前，在波兰人民共和国时期，历史古装片尤其有吸引力。这是由于禁忌和审查造成的。每个“事实”或者“部分事实”都必须加盖官方的特殊印章，或者至少与官方版本不矛盾。这个版本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弹性，有时候被约束得多一点，有时候少一点；所有这些都促使人们对某一时代挤出了多少真相抱有兴趣。人们有理由认为，波兰人特别喜欢品味过去，仔细回想酿成的错误和做出的牺牲（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从中辨识出更深层的意义。但波兰这个时期的历史题材的电影，特别是基于二战和抵抗纳粹的影片，显然不愿这样为牺牲和英勇歌功颂德。这些电影追溯历史和文化的传统，质疑了这些努力的意义，不是追捧公众的观点和对褪色的荣耀不厌其烦的回忆，而是反过来触怒它。这就是昔日“波兰学派”历史题材电影的文化敏感性。
回归和自我修正
回想波兰人民共和国时期，回想审查制度之下无数的沉默，回想甚至不能被提及的悲剧和痛苦，回想那些空白——它们需要进入文化记忆之中，却遭遇了极大的阻碍；考虑到这些，1989年后的自由就如同天赐良机，令电影能够尽情讨论在过去被禁止的重要主题。其中许多领域是被彻底禁止的（最主要的是苏联的罪行）；另外一些只能轻描淡写，但代价依然很大。波兰学派往往就有这类型的影片，并因此不清不楚地付出了很多代价。
瓦伊达的影片《鹰冠戒指》（1992）遭受冷遇，他表示，年轻公众对历史不感兴趣，而只专注于他们身边的有意思但短暂的事情。这是事实，但不是事实的全部。总体看来，尽管理论上此前被禁止的话题是具有吸引力的，但年轻人对它们的兴趣的确是迅速降低了。昨日的事件，尤其是波兰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事件被贴了一个“考古”的标签，只属于一些古怪的疯子（或者说，一些老年人）。瓦伊达（继续坚持他的声明）承认他的《鹰冠戒指》是波兰学派某些倾向的延续，是超越《灰烬与钻石》（1958）之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