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与历史(1)

安杰伊·维尔纳

安杰伊·维尔纳| Andrzej Werner

生于1940年,电影与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波兰科学院文学研究院教授。他还是20世纪与21世纪文学系主任,以及戏剧学院讲师。他还是这些作品的作者:《普通末日》、《激情与乏味》、《血与墨》、《电影十年:六十年代电影的文化危机》和《论约瑟夫·扬·什切潘斯基的写作》。

什么理由足以让演员穿上过时的服装,用道具和布景在剧情片中重建过去事件的影子?在电影界,这个理由就是潜在的观众兴趣:这一理由是不能否定的。但如何考量这种兴趣,如何使充满风险的不确定性尽可能地接近确定性?我们现在先不考虑纯粹的商业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与历史叙事的主题多么无关,只要加上大量的新奇之物,目的就能达到。提升观众兴趣靠的是故事的文化敏感性,要将过去的时代与当前的需求联系起来:对我们走过的道路展开争论,对我们将走的道路提出质疑。过去与当前在哪里、如何相连?能够为所有不可避免的波折描绘出共同的方向,并由此为整个一系列的事件找到意义吗?应该在哪里找寻这种意义?纪录片对过去的重建均具有记忆价值,但对于剧情片而言,情况并非如此。在剧情片中,再纯真的再现也难免含有欺骗的成分。

这一类型的电影中,再现中的欺骗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所有再现显然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事实真相是可以实现的。真相也许是一个非常艰险的概念,因为事实总是与各种阐释夹杂在一起,因而具有相对不同的意义。然而,含有事实与事件的欺骗往往是易于觉察的;为了使文化领域的历史影片具有意义,诚实依然是我们必须追求的目标。

1989年之前,在波兰人民共和国时期,历史古装片尤其有吸引力。这是由于禁忌和审查造成的。每个“事实”或者“部分事实”都必须加盖官方的特殊印章,或者至少与官方版本不矛盾。这个版本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弹性,有时候被约束得多一点,有时候少一点;所有这些都促使人们对某一时代挤出了多少真相抱有兴趣。人们有理由认为,波兰人特别喜欢品味过去,仔细回想酿成的错误和做出的牺牲(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从中辨识出更深层的意义。但波兰这个时期的历史题材的电影,特别是基于二战和抵抗纳粹的影片,显然不愿这样为牺牲和英勇歌功颂德。这些电影追溯历史和文化的传统,质疑了这些努力的意义,不是追捧公众的观点和对褪色的荣耀不厌其烦的回忆,而是反过来触怒它。这就是昔日“波兰学派”历史题材电影的文化敏感性。

回归和自我修正

回想波兰人民共和国时期,回想审查制度之下无数的沉默,回想甚至不能被提及的悲剧和痛苦,回想那些空白——它们需要进入文化记忆之中,却遭遇了极大的阻碍;考虑到这些,1989年后的自由就如同天赐良机,令电影能够尽情讨论在过去被禁止的重要主题。其中许多领域是被彻底禁止的(最主要的是苏联的罪行);另外一些只能轻描淡写,但代价依然很大。波兰学派往往就有这类型的影片,并因此不清不楚地付出了很多代价。

瓦伊达的影片《鹰冠戒指》(1992)遭受冷遇,他表示,年轻公众对历史不感兴趣,而只专注于他们身边的有意思但短暂的事情。这是事实,但不是事实的全部。总体看来,尽管理论上此前被禁止的话题是具有吸引力的,但年轻人对它们的兴趣的确是迅速降低了。昨日的事件,尤其是波兰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事件被贴了一个“考古”的标签,只属于一些古怪的疯子(或者说,一些老年人)。瓦伊达(继续坚持他的声明)承认他的《鹰冠戒指》是波兰学派某些倾向的延续,是超越《灰烬与钻石》(1958)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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