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伍德斯托克》对幸福和性别身份认同两方面进行了评论。电影建立在艾略特·台伯真人真事的基础之上，正是在他的努力下，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才被带到了纽约的伯特利。艾略特在定义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自由之爱运动中、特别是在新兴的同性恋权利运动中，为定义自己的性别身份而苦苦挣扎。大卫·泽特斯马（David Zietsma）的“颠覆英雄式暴力—李安的《制造伍德斯托克》和《绿巨人》的反战叙事”一章将李安的电影视为对渗透进好莱坞产品中暴力的批判。他认为，这两部电影都将暴力描绘为通向本真之自我修为的障碍：越战时期的抗议运动成了帝国主义与构成20世纪美国文化之特征盲目的、爱国主义的对位点。在题为“人的游走—李安《制造伍德斯托克》中的性别模糊”这一章中，南西·康（Nancy Kang）探索了同性恋者在与自己对峙、并揭示其身份时所面临的存在危机。她认为，对同性恋身份的彻底坦白可能导致死亡—要么是身体上的，要么是社会上的—欺骗则可能导致不幸的、虚伪的存在。她将《制造伍德斯托克》解说为这样一部电影：它支持普世主义的、人类之爱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又以艾略特对个性自由的追求为代表。
《冰风暴》继续探索人际关系间的本真性主题。胡德和卡弗两家都处于极度的机能不良状态：父母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全无交流，本·胡德（Ben Hood）与珍妮·卡弗（Janey Carver）有外遇，而他们的孩子蒙受着来自对性、毒品和暴力的空洞依附的痛苦。所有主要人物都卷入到一场存在危机之中，他们在此危机中苦苦挣扎，试图定义自己的自我身份，以反抗现代生活的无聊倦怠。这场变化的催化剂是一场冰风暴，它充当了这些家庭成员共有的、冷淡而骚动的、不安关系的隐喻。
苏珊娜·什莫特坎普（Susanne Schmetkamp）的“因为分子—《冰风暴》与爱和承认的哲学”一文讨论了爱与性之间的对话性本质，以这种方式来解释胡德和卡弗两家失败的人际关系。大卫·克普泽尔（David Koepsell）的“它关乎存在—《冰风暴》中的负空间与虚无”一文利用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的哲学来探索电影人物对定义着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社会政治气候的焦虑和失望的反应。乔治·T.胡尔（George T. Hole）的“《冰风暴》—正在迫近的是什么？”从禅宗和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视角探讨了电影人物所经受的、痛苦的心理根源。
《与魔鬼共骑》表现的是美国内战的传统主题，其采用的视角对陷于那场冲突的南方人和奴隶双方的困境都给予了同情。吉克·罗德尔（Jake Roedel）和杰克·布尔·奇利斯（Jack Bull Chiles）都是密苏里林地旅行者团体的成员，该团体是美国南部联盟的非正规军，利用游击战术与联邦军队对抗。电影的许多冲突都来自个人本真性与内战那充满憎恨的社会政治环境之间的张力。丹尼尔·霍尔特（Daniel Holt）以前是个奴隶，出于对向他保证会让其获得自由的乔治·克莱德（George Clyde）的忠心耿耿，他当上了南方联盟的侦察兵。他的个人负债感迫使他支持一项从根本上说完全有失公平，且与其自身利益相左的事业。吉克出生于德国，一直受到许多南方人的反德偏见的折磨，而这使得他对丹尼尔所经历的种族主义充满同情。在题为“在爱情和战争面前人人平等？—马基雅维里与李安的《与魔鬼共骑》”一章中，詹姆斯·埃德温·马洪（James Edwin Mahon）利用马基雅维里的哲学来解决其中一些伦理的和政治的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