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德高尚的领导者，心里装着整个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安危、国家命运是第一位的。左宗棠曾经很谦虚地说，公忠体国，自己远远不及曾国藩。忠诚、体谅国家，以国事为先，以家事为后，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这是曾国藩作为领导者与其他一般领导者所不同的。
曾国藩的公忠体国，表现最典型的是两次投水、两封遗书。两次投水是指1854年靖港、湖口之战失败后，他愤激之下投水自尽，两次都被同僚救起。前者他组建湘军兴致勃勃出兵，志在必得，没有想到，自己一出手就失败，感到羞愧难当，所以以死明志；后者一路胜仗打到九江、打到鄱阳湖，没有想到遭到太平军的偷袭，连自己的红单船也丢了，觉得前途渺茫，愤恨之际，投水自尽。两封遗书一次是指1861年春在祁门大营遭到太平军的包围，情势非常严峻，给儿子纪泽留下遗书；另一次是1870年五月赴天津处理教案，感到非常棘手，写下遗书。这里只重点讲讲祁门遗书。遗书写道：
余以初三日至休宁县，即闻景德镇失守之信。初四日写家书，托九叔处寄湘，即言此间局势危急，恐难支持，然犹意力攻徽州，或可得手，即是一条生路。初五日进攻，强中、湘前等营在西门挫败一次。十二日再行进攻，未能诱贼出仗。是夜二更，贼匪偷营劫村，强中、湘前等营大溃。凡去二十二营，其挫败者八营强中三营、老湘三营、湘前一、震字一，其幸而完全无恙者，十四营老湘六、霆三、礼二、亲兵一、蜂二，与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夜贼偷湖口水营情形相仿。此次未挫之营较多，以寻常兵事言之，此尚为小挫，不甚伤元气。目下值局势万紧之际，四面梗塞，接济已断，加此一挫，军心尤大震动。所盼望者，左军能破景德镇；乐平之贼，鲍军能从湖口迅速来援，事或略有转机，否则不堪设想矣。
余自从军以来，即怀见危授命之志。丁、戊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牖下，渝我初志，失信于世。起复再出，意尤坚定。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自念贫窭无知，官至一品，寿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权，忝窃万分，夫复何憾！惟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古文尤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作字用功最浅，而近年亦略有人处。三者一无所成，不无耿耿。至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岂能办此滔天之贼？即前此屡有克捷，已为侥幸，出于非望矣。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诒万世口实。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所差不负吾心，不负所学者，未尝须臾忘爱民之意耳。近来阅历愈多，深谙督师之苦，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
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故吾纂墓志，仅叙一事。吾祖星冈公之教人，则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医药，皆不信也。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字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尔可禀告诸叔及尔母无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