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一个全局意识非常强的领导者。他组织湘军，最初的出发点就是“大局”。1853年，湖南组织3600人出湘奔赴江西“剿贼”。这3600人，共分三支：江忠淑率领新宁勇1000人，从浏阳支援江西；朱孙诒率领湘乡勇1200人，由醴陵支援江西；夏廷樾、郭嵩焘、罗泽南率领1400名兵勇支援江西。这是湘勇第一次出境“剿贼”。7月24日在南昌与太平军交战，湘军受到挫败。营官谢邦翰，易良干，罗信东，罗镇南以及80多名湘勇战死。这些战死的湘勇，大多是罗泽男的弟子。这次失败，激发了曾国藩的斗志。
这以后，曾国藩招募了一支军队，王鑫也组织了一支。王鑫的叫湘勇，是后来的老湘营。在分析、对比王、曾募兵的动机和出发点时，曾国藩说：“男系为大局起见，璞山系为复仇起见。”
所谓大局，就是当时太平天国已经建立，并且基本上战略了江西、江苏、浙江，以及湖北、安徽大部分土地。湖南的江忠源正受命前往江西征剿太平军。王鑫是为了替朋友、同学报仇；而曾则是为了支持江忠源，为了征讨大局。王鑫组织2000人，自己带领；曾国藩要训练1万人，是因为“以江岷樵麾下人少，必须万人一气诸将一心，而后渠可以指挥如意所向无前。”王只招湘乡人，而曾则“兼招宝庆、湘乡及各州县之勇”。
曾国藩的大局意识，表现在处理矛盾上，是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想让事情闹大。他最初在长沙训练湘勇，但是当时长沙的正规清兵根本就看不起湘勇，摩擦时常发生，有一次竟然冲进曾国藩的办公室，差点闹出大的冲突。为了避免这种无谓的冲突再次发生，曾国藩干脆移师衡阳，不在长沙练兵。看上去曾国藩是在逃避矛盾，其实他这一逃避，正符合古人所说的以退为进的领导艺术，衡阳没有多少正规军，又是曾国藩先祖居住地，自然办起事来方便得多。
大局意识，有时表现为放得下。1865年5月，曾国藩受命北上剿捻。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各项基础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如坚壁清野，他派遣大量的委员到各个村镇，开展清理工作，将一批与捻军关系紧密的危险分子清理出来，基本上断绝了捻军的民众基础。他采取分段防守的措施，将捻军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虽然剿捻没有明显的效果，但是由于大量基础性工作卓有成效的开展，胜利的曙光已经显露出来；但是朝廷的高层对此并不清楚，那些喜欢清议的人也不清楚，他们大肆指责曾国藩、批评曾国藩。不得已朝廷更换了指挥权。临阵换将，本来是军事指挥的大忌，特别是更换曾国藩这样立了大功的指挥者，其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是可以想见的。对此曾国藩态度泰然，不仅不闹个人情绪，相反，请求以散员身份留营效力。要求以散员身份留营，目的是为了帮助照料、维系湘、淮军心，确保苏、鄂血脉畅通；“默运潜移，使霆、湘两军与少泉水乳交而后安，绝非挟军心以自重。”参加剿捻的主要军队包括淮军的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等，湘军的刘松山、鲍超、曾国荃等。曾国藩担心李鸿章难以统一调度，所以决定留在营中维系军心。这一想法完全是出自大局。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也许就会闹情绪，甚至挑起矛盾，或者趁机离开危险的战场，去做太平宰相。而曾国藩却宁可不当两江总督之类的高官，愿意为新来的领导者效劳。这样的胸怀，何其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