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融和性格形象 2

1854年12月到1857年3月,这是曾国藩性格在残酷的现实中得到煎熬、锤炼的阶段。他满心希望“诸将一心,万众一气”,以“驰驱中原,渐望澄清”之大志。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的人都会和他一样,不计个人得失同心协力致力于剿灭太平天国的大计之中。因此在行事上,不注意方式方法,不讲究策略,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与江西官场矛盾极深。曾国藩的这种倔强性格导致了他与江西官场的决裂,做什么事都不顺手。“筹饷之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何一不由州县之手,或臣营抽厘之处,而州县故为阻挠。或臣营已捐之户,而州县另行逼勒。欲听之,则深虑事势之窒碍;欲惩之,则恐与大吏相龃龉。”诸事不顺,正气得不到伸张,事业一筹莫展,恰好这时候他的父亲去世。曾国藩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将一万多湖湘子弟丢在江西,自己带着弟弟曾国荃、曾国华回家奔丧,咸丰给了他三个月假,假满后曾国藩继续请求终制,引起舆论哗然。

在家的日子,曾国藩才开始细细地反省自己,特别是在性格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反省是非常痛苦的。一方面,曾国藩认为自己过去所遵循的性格、处事原则是正确的,符合道义的,自己所担任的事业是正义的、道义的,为什么反而得不到支持、理解与同情呢?这让他会怀疑自己的为人原则。另一方面,他要改变自己,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这就好比要把一根笔直的树压弯一样,是很困难的,有时树没有弯曲却折断也是很有可能的。向世俗、流俗低头屈服,甚至成为其中一员,对于曾国藩来说无疑是很痛苦的。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后来三河战役,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咸丰八年(1858)十—月,他在家信中写道:“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开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和气致祥,乖气至戾,果有明证”。同年十二月初三又写道:“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而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极!”。反省的日子里,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要他改变性格。

反省也是很有效果的。通过一年的努力,曾国藩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君子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儒者所推崇的信条,曾国藩看到,要善其身则不可以兼善天下,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他选择了放弃个人性格所固守的外方,而改为外圆。他在后来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

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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