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12月到1857年3月，这是曾国藩性格在残酷的现实中得到煎熬、锤炼的阶段。他满心希望“诸将一心，万众一气”，以“驰驱中原，渐望澄清”之大志。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的人都会和他一样，不计个人得失同心协力致力于剿灭太平天国的大计之中。因此在行事上，不注意方式方法，不讲究策略，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与江西官场矛盾极深。曾国藩的这种倔强性格导致了他与江西官场的决裂，做什么事都不顺手。“筹饷之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何一不由州县之手，或臣营抽厘之处，而州县故为阻挠。或臣营已捐之户，而州县另行逼勒。欲听之，则深虑事势之窒碍；欲惩之，则恐与大吏相龃龉。”诸事不顺，正气得不到伸张，事业一筹莫展，恰好这时候他的父亲去世。曾国藩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将一万多湖湘子弟丢在江西，自己带着弟弟曾国荃、曾国华回家奔丧，咸丰给了他三个月假，假满后曾国藩继续请求终制，引起舆论哗然。
在家的日子，曾国藩才开始细细地反省自己，特别是在性格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反省是非常痛苦的。一方面，曾国藩认为自己过去所遵循的性格、处事原则是正确的，符合道义的，自己所担任的事业是正义的、道义的，为什么反而得不到支持、理解与同情呢？这让他会怀疑自己的为人原则。另一方面，他要改变自己，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这就好比要把一根笔直的树压弯一样，是很困难的，有时树没有弯曲却折断也是很有可能的。向世俗、流俗低头屈服，甚至成为其中一员，对于曾国藩来说无疑是很痛苦的。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后来三河战役，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咸丰八年(1858)十—月，他在家信中写道：“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开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和气致祥，乖气至戾，果有明证”。同年十二月初三又写道：“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而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极！”。反省的日子里，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要他改变性格。
反省也是很有效果的。通过一年的努力，曾国藩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君子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儒者所推崇的信条，曾国藩看到，要善其身则不可以兼善天下，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他选择了放弃个人性格所固守的外方，而改为外圆。他在后来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
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