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数字可以说明曾国藩的廉。他离开两江赴任直隶时，养廉金结余2万两，公务经费结余2万多两。直隶总督的收入养廉1.5万两，盐院收入近2万两——他认为收入来源不很正大，号称清正的刘印帅也收用，所以他也收用。直隶的开支是仆人、幕友工资每年约用2.2-2.3万两、派往各地的委员薪水近8000两，合计3万两，使用养廉金外还从盐院提取七八千两。盐院多余的用作粮台报销之费。曾国藩曾经写信给家人，谈到他不收受别人红包礼金的情况，说他从来没有收过他人200两银子以上的礼金。他喜欢喝茶，他的茶叶却不是什么名贵茶叶，而是湘乡农家的普通茶叶，老家给他准备的。他死后，林达泉有一副挽联旌表其廉：
其功业卓乎李郭之杰，其文章总乎韩欧之长，名世钟灵，一代栋梁宗岳麓；
用天下财家不丰于资，进天下才子不显于秩，至仁忘已，千秋俎豆配姚江。
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也谈到他的廉，他说：
当时七八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悉听调度，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顾虽如是，而从不滥用其无限之威权。财权在握，绝不闻其侵吞涓滴以自肥，或肥其亲族。以视后来彼所举以自代之李文忠，不可同日而语矣。文忠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文正则身后萧条，家人之清贫如故也。总文正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
容闳将曾国藩与李鸿章进行对比，一个身后留有巨额财产，一个身后萧条，高度赞扬了曾国藩以及家人清贫廉洁的高尚情操。
有人提出创办乡学，在经费来源上有人建议由乡绅负责广泛劝捐，也就是说要老百姓来集资。曾国藩认为乡绅承办事情，容易产生腐败，他说：
凡地方公事，廉静谨饬之绅士多不愿为，其乐于从事者，则往往侵蚀把持，从中牟利。欲各乡所举尽属佳士，势必不能。一有不肖者参之，则弊端百出。本部堂有鉴乎此，故常训饬各属，不准借事立局，滥引绅董，亦不准于应征钱粮之外加派分支。该员所陈，首即不免犯此二弊，应毋庸议。查捐务最为厉民秕政，在州县有苛派之病，在绅士有武断之虞。恐百姓未见乡学之益，先受劝捐之害。
因此不准开设劝捐性质的乡学，不准借事立局。借事立局，就是借某件事情设立一个机构。设立一个机构，就要增加一批干事的人，就要巧立名目，向老百姓加派钱粮，也会因此而产生腐败。他的这种不以事设立机构的做法，其实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举措。
官员腐败，表现之一是盖豪华的办公楼。在南京的时候，他为了了解西洋知识，推广西洋文化，盖屋三间摆设地图，“不料工料过于坚致，檐过于深，费钱太多，而地图仍将黑暗不能明朗，心为悔慊。”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移居经过翻修的总督衙署，他到署西的花园游览，花园修工未毕，正在赶办。游观后，他感慨万分地写道：“偶一观玩，深愧居处太崇，享用太过。”这样克勤克俭的总督，天下能有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