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重做事，讲务实。他认为务实就是诚。领导者倘若不务实，做事一定轻浮，不能深入；或者患得患失，斤斤计较；或者疑神疑鬼，心怀猜贰；或者与民争利，或者欺上瞒下。曾国藩组织的军队是军政后勤一体化的军队，以军养军，军队给养统一调度。只有采办直接和百姓打交道。很多情况下，老百姓是不喜欢和军队打交道的。因为军队常常仗势欺人，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哪里敢与官争官夺呢。曾国藩深谙此中事理，所以他要求采办做到诚，“交涉兵民，尤宜开诚布公，使百姓不畏兵之骚扰；使统领营官常得民之欢心，乃为有益于上，有益于下。”和老百姓讲究诚，老百姓自然高兴。有一件事可以看出曾国藩处理公事的诚。同治继位后，江南很多大臣奏折雪片似飞到皇宫，只有曾国藩处奏折稀疏。对此，朝廷感到奇怪，特别发一道谕旨询问：朝廷依靠你规划东南大局，你怎么“奏章寥寥”？看到这个质问，曾国藩马上上奏辩解说：
历年以来，奏报甚稀。其所以硿径自守者，盖亦有故：一则不轻奏谣传之言，如近日贾臻奏庐州克复，袁甲三奏巢县克复，皆因无稽之探报，以为入告之实据。又或贼踪未近，预相震惊，辄以十万二十万遽奏，尤足以惑军心而误大计。臣处向不凭探报入奏，不欲以谣传之词，淆朝廷之耳目也。一则不轻奏未定之事。凡大股悍贼之来，其始常危险万状，能坚忍支持，而后能渐臻安稳。如去岁黄文金之内犯，攻陷七县，坚持三月，而臣仅汇作四次入奏。去冬徽州之被围，苦战九次，坚守弥月，而臣仅汇作两次入奏。不欲以未定之状，增朝廷之忧虑也。一则不轻奏预计之说。兵事成败，难以逆料。咸丰八、九年间，江南屡奏金陵指日可克；十年夏间，屡奏嘉兴指日可克，厥后皆不能践言。臣初督两江之时，奏称由宁国进兵，可达苏境，厥后宁国失守，至今不能践言，臣深以为耻。
原来曾国藩上报奏章也是很有规范的。这规范就是“三不”： 不轻奏谣传之言、不轻奏未定之事、不轻奏预计之说。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作风，是诚的直接表现。整个咸丰一朝，对东南战事的指挥一直处于乖谬的状态，究其原因，我认为和地方各级谎报军情关系很大。打了个小仗，歼击了几个敌人，上报说成是打了个大仗，杀了好几百人；来了几百敌人，上报则成了漫山遍野。这些情况，在当时是很常见的。江南大营1854年，没有打一次仗，同样得到咸丰的信任，原因就是向荣他们的奏章写的好。这样的奏章华而不实，严重影响了上层领导者的思考与决策，对领导者准确判断形势、科学决策是极有危害的。曾国藩的“三不”，反其道而行之，体现了一个字：诚。对领导者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即使在信息畅达的今天，这样的诚也是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