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立其诚 3

不管是意诚,还是思诚,表现在个人的修养上,就是重视个人诚的锤炼。19世纪40年代初,曾国藩不断反省自己的“诚”,往往一点小事也能够激发他对诚的思考与磨练。比如有一次,“旋窦兰泉来,言理见商,余实未能心领其语意,而妄有所陈,自欺欺人,莫此为甚。总由心有不诚,故词气虚矫,即与人谈理,亦是自文浅陋,徇外为人,果何益哉?可恨,可羞!”与别人谈论某些问题,自己没有正确领会别人说话的含义,就急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自己对某些问题虽有所领会、体验;但是思考不深刻,体会不周到,而高谈阔论,虚词矫气,企图以严词压倒对方,也是不诚的。这些现象,在一般的领导者身上是经常出现的。领导者在与下级谈话的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一般情况是:不让下级把话说完,就急于表述自己的观点;或者虽然听完下级的讲话,但心不在焉,似懂非懂。对同级,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只想要别人听自己的,不注意倾听与领会别人的话语含义,就急急忙忙表述自己的看法、意见。这样做的结果是:或者言不由衷,或者言不达题,或者虚张声势,总之是不诚的。早期的这种反省,在曾国藩当上大的领导者后,得到了充分的有效的使用,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与对下级意见的尊敬。他不仅能够虚心倾听下级的不同意见,而且对不同的意见采取不同的态度,切实可行的坚决落实,确实不可行的也不反感,所以他的下级都愿意为他出主意、想办法。

猜疑是领导者的一大忌讳,是领导者一种不好的品格。高明的领导者能够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有利于事业的成功的;不高明的领导者则又想用某些人,又对他们持有怀疑的态度,放手让他们去做某事总是不放心。养成不猜疑的良好领导品格,领导者必须有平时不断的修炼。这方面曾国藩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进行了阐述,他说:

祸机之发,莫烈于猜忌,此古今之通病。坏国,丧家,亡人,皆忌之所致。《诗》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仆近年来自省生平衍咎;不出“忮”“求”二字。今犹衰耇,旦夕入地,犹自恨拔除不尽,因环观当世之士大夫及高位耆长,果能铲尽“忮”“求”二字者,亦殊不可多得也。“忮”“求”二端,盖妾妇、穿窬,兼而有之。自反既不能免此,亦遂怃然愧惧,不敢复道人之短。

猜忌是古今通病,是坏国,丧家,亡人的根本原因。在咸丰执政的前十年里,曾国藩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哪怕是他立有大功,肃清了湖南全境、夺回了武汉三镇、取得了田家镇那样的巨大胜利,但是朝廷也没有给予他相应的回报。原因就是咸丰对曾国藩的猜疑。曾国藩打下武昌后,朝廷曾一度安排他担任湖北巡抚,但随之取消了对他的任命。这是为什么?当咸丰接到战报时,喜悦之情流于言表,并且立即下令封官。有一个姓祁的大臣说:曾国藩在家丁忧,大不了就是一个乡绅,他以一个乡绅的身份带出来一支这么能打的军队,未必是好事啊。听了这样的话,又联想到曾国藩当部长的时候严厉的上书,猜忌之心油然而生。他担心曾国藩当了大官后,不好管,管不好,或者甚至可能造反取代自己!对于自己没有被提拔,没有被重用,曾国藩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切实反省自己。他认为,这是自己的错,自己没有做到不忮不求。“忮”,就是嫉妒;求就是贪得。通过反省,他写下了《不忮》、《不求》两首诗以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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