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出生于农村，对农村社会发展情况、农民的生存状况有较多、较深的了解。他目睹与亲历了19世纪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农村经济的裂变，看到了许多中小地主、拥有土地的农民，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失去土地，沦为佃户或流民。这种裂变，使他对未来的认识充满不确定性与恐怖感，直接影响了他“盛时要做衰时想”思想的形成，而且也深化了他对中国农民的同情之心，增厚了他的爱民思想。他在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备陈民间疾苦疏》与十二月十九日《平银价疏》，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农村社会状况。这些奏折，反映了一个领导者对民间疾苦的关怀之情，与亟思拯救之心；体现了他的民本思想与爱民思想。这一时期的认识与思想对他后期领导术的完善、健全意义非常重要。
最让他有切肤之感的一批人是他非常熟悉，或者曾经帮助过他的人。这些人包括楚善八叔、兰姊与蕙妹、舅舅一家、欧阳沧溟、彭王姑、陈本七、邓升等。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初，他们的家庭处境还是比较好的，和曾国藩家的情况差不多，只是经过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他们就家道中落了。他指出：
诸弟生我十年以后，见诸戚族家皆穷，而我家尚好，以为本分如此耳，而不知其初皆与我家同盛者也。兄悉见其盛时气象，而今日零落如此，则大难为情矣。
几个弟弟出生在二十年代，进入青年，时间已经到了三四十年代，他们对过去亲戚家的情况是缺乏了解的。对于他们在四十年代的困难状况，缺乏同情，甚至认为他们本来就是这样艰难。当时这些人的困难是很令人同情的。曾国藩在他的书信里都有交代。楚善八叔光景困难，以致“绝无解危之处”； 兰姊与蕙妹 “家运皆舛”，难以生存；娘舅一家也在嗷嗷待哺。
这些早年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变化成了这个样子，其他的只有少量土地、或者没有土地的农民，生活的困苦更是可想而知。就是曾国藩一家，条件也未必好到哪里去，不仅家中经常欠账，曾国藩做京官，也常常借钱度日。道光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写信给他的祖父说到：“孙此刻在京光景渐窘。然当京官者，大半皆东扯西支，从无充裕之时，亦从无冻饿之时。”同年八月初三日，曾国藩给父亲写信说：“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划。”次年正月十八日给祖父写信，再一次谈到：“孙在京光景虽艰，而各处通挪，从无窘迫之时。但不能寄资回家，以奉甘旨之需，时深愧悚。”到年底“尚须借银百五十金”。与地方相同的是借钱一样难；不同的是还钱“不勒追强逼耳”，有就还，没有拖拖也无妨。从这里外面可以看出曾国藩在北京生活的窘迫。
当年，曾国藩考上进士当上翰林的时候，曾玉屏告诫他的儿子说，孙子虽然当作了翰林，但是家中的开支还是要靠种田维持，不能靠翰林的收入。到了四十年代，曾家的田土不仅没有减少，相反还有增加；但是欠账时常不少。曾国藩还要想办法寄些钱回家给父母用度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