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
几年以前李建军先生曾寄来此书稿本，征询我的意见。快览一过之后，深感这是一部严肃的研究成果，当时便在复信中鼓励他早点刊布，为胡适研究的领域拓展新的视野。但是我的业务繁重，实在抽不出时间来与作者往复讨论，甚以为歉。现在此书即将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印行，作者雅意拳拳，希望我写一篇序文，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写几句话，作为介绍。
本书专以胡适的政治思想为对象，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评论。作者详搜胡适政治方面的言论和活动，然后加以系统的整理，纲举而目张，条理井然。作者一方面对胡适在各阶段的政治主张，分期进行历史的探索，另一方面则贯通前后，全面地重建胡适政治思想的基本结构。例如第二章论“好政府主义”（胡适自定的英文名称是Eunarchism），上溯至早年的“力”的哲学，下面则联系到中期的“工具主义的政治哲学”；又如第四章论“容忍与自由”，也将胡适自由主义的中心理念从早期一直追踪到晚年。这些都是作者的重要贡献。
现在我想说几句题外的话，但同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即胡适研究为什么在今天中国竟成为“显学”之一？耿云志先生在本书的《序》指出，到二〇〇五年为止，中国大陆上出版的关于胡适的专著已近百种，报刊论文则超过千篇。这是相当惊人的数字，在一九七六年以前完全无法想像。我也读了不少大陆出版的有关胡适的论著，隐隐感觉到有一种思想的动向，即新一代的知识人对胡适所倡导的现代价值，包括民主、自由、容忍、人权、法治等等越来越趋于认同。所以我断定他们研究胡适不完全是为历史的兴趣所驱使，而毋宁出于对现实的关怀。本书的作者似乎也不是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