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多看民国报刊，在报刊中，胡适在很多时候是一个被讥嘲侮弄的对象，人们对他没有很多敬意，说起他更多是带着笑意，我在以前的博文中谈过多次，因此胡适给我的总体印象也是如此。譬如，人们照例要谈谈他的小脚太太，谈谈他见溥仪，口称皇上，谈谈他在教室里怜香惜玉，谈谈他在烟霞洞与曹佩声的暧昧??然后意味深长地一笑。胡适为什么会给当时的人留下这样的口实、这样的印象？我想，这或许与他那种吉祥胡同正人君子的作为有关，他是那种骨子里是中国人，而外面做派是外国绅士的人，因此国人对他的观感，不说嫌恶，但至少有些不理解，容易产生非笑。
这里想再说一个关于胡适的故事，是苏州《大光明》记者的手笔：
胡适之曩在某大学掌教，有学生某终日嬉戏于游戏场合，从不厕身教室。一日，此举为胡适所撞见，呼之至前，责以何得终日嬉戏，荒废学业。学生笑谓之曰：“浮生若梦，为欢几何？”胡无以难，悻悻而退。迨胡为人告发，潦倒海上，日惟游于鎝铛场合中，遣其有涯之生。一日，胡忽为某学生所见，亦前诘胡何不研究书本，而以观戏为事？胡笑曰：“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学生闻之，笑不可仰曰：“先生何至今日，才知此言？”胡又无以应，悻悻而退。于是，此项笑谈遍传艺林矣。
这也是关于胡适的笑谈，或许并非事实，却已经“遍传艺林”矣。胡适什么时候“为人告发，潦倒海上”？这里语焉不详，不过胡适确实有过几次受到国民政府的压迫，如关于《临时约法》的讨论，关于“知难行易”的质疑，关于训政和行宪的讨论，等等，只是胡适还不至于如此潦倒吧。他的真正潦倒，或还是留学海外前在上海的一段，事见《四十自述》，唯当时并不知名，尚无为人告发之事。
“胡适”二字，从本意上看，就是去何处的意思，这是他本人的迷茫，也是国人对他的迷茫。他与中国传统有相当的脱节，当新文学运动一起，国人，特别是传统读书人不得已写着白话文，读着“两个黄蝴蝶”的时候，大家对胡适的情感含有很复杂的因素。特别是旧家子弟，一方面深受老辈的影响，一方面又被时代牵着走，而这些家族里的老辈大都对胡适抱有讥嘲与不满的态度，于是从这样家庭走出来的子弟，也会不自觉地承袭老辈们的观点，对胡适采取相同的态度。
苏州是一个相当传统的城市，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多，旧式家庭更多，在这样的氛围中，胡适并不很受人欢迎。如果和章太炎、金松岑、陈石遗、张一麐等比较，胡适于人的观感未免等而下之，报上刊出的胡适消息总以幸灾乐祸、讥讽嘲弄为能事，这种现象，可以深长思之。
李超琼日记中的胡适之父
李超琼，字惕夫，又字紫璈，四川合江人氏。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十八日，李超琼由溧阳调署元和县，任至1893年，1896年署长洲县令，同年回任元和县令，任至1897年，1904年又任吴县县令。他与苏州的渊源很深。
一个清朝的七品芝麻官，原本早已被后人忘怀，然而，人也有幸与不幸，李超琼忽然就被苏州人从湮没在历史尘埃里的无数知县中翻检了出来，大大地宣传了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