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上有声音。
笃，笃，笃，像有人在那里砍树，越是夜深越听得清楚。
这很奇怪，什么人这个时候还在岭上?好几天都是这样。月出东山，山上的声音就出现了。黄毛狗朝山上大吠，没吠出个结果，就喉头挤出一缕呜咽，夹着尾巴不安地逃窜，一次次被门后的一角黑暗吓得掉头就跑。地坪里有什么轰然倒地，好像是晒萝卜干的那一张大门板。不知是狗绊倒的，是风吹倒的，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两个女知青很害怕，关紧房门，一个劲地叫“全保”“全保”。全保便和卫克来敲我的门，手里有手电筒和梭镖，邀我一起上山看看。
全保说，肯定有人偷树。
我有点害怕，问怎么天天都有人来偷树，不会是有鬼吧？不会是野兽吧？不会是外星人吧？
也可能是台湾特务来了。全保把路边一个破筐踢得很响亮，嗓门也雄壮地一连喊七八个走字，却没有真正往前走。“场长说，前几天台湾飞来的气球丢传单。”
卫克笑着说：“可惜一张也没有看到。听说传单上尽是美女。还有饼干，恐怕都让干部收上去吃了。”
“快走快走，去抓两个特务看看！”我也不能显得胆太小，得吼出点声音给女人们听听。她们的门紧闭，窗纸透出一团飘飘忽忽的灯光。
我们带着黄毛狗从谷仓后面上山，一路上蹑手蹑脚，没在乎谁在前谁在后，似乎也暗中在乎着这种不在乎。白天看惯了的一切，山塘，水沟，田埂，林中小道，一截烂牛绳，都从黑暗中浮现出来，给人陌生异样的感觉，似乎它们都是一个人刚才来过这里的物证。
全保大叫一声，原来是发现了一头牛，不知是谁忘了牵回家的，正在坡上甩着尾巴，散发出汗和粪的酸臊气。我能听到牛蝇嗡嗡的声音一轰而起。
全保又跳起来，把我的脚狠狠踩了一下。他说刚才看到一条蛇，足有扁担长，五光十色地在草丛中一闪，游到水田里去了。
我们总算勇敢地爬上坡，经过一片密密的树林，已经接近山顶，来到奇怪声音的大致来处。我们已经可以看见山那边另一个村寨，还有山下若隐若现的河湾。不知为什么，声音此时已经消失，就像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这就是说，没有人偷树，没有人盗墓，没有马熊或野猪的痕迹，更没有什么来自台湾的特务。连一个树干上的新斧痕也没有发现。风小些了，林子不再呼啸，蛐蛐声消散在腐叶气味里，消失在我脸上毛虫蜇出的奇痒之中。我只发现雾水开始在枝叶凝积，还发现了月光，潮湿而且毛茸茸的那种，似乎从河湾爬上山来，镀亮千山万水，渗入树木、草叶、岩石、泥土，以及我们的肌肤，使一切都变得熠熠透明。我伸出手，差不多可以看见自己两手的血脉和骨骼，看到手臂里月光的流动。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我从此相信，月光是夜晚最大的事件。
月光也是夜晚一切事件最大的原因。我相信，月光可以使人心慌，使人无措或者失常。如果有女人在这个夜里突然尖叫，肯定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月光。如果有人在这个夜晚一刀结果了另一个人的性命，那同样不会有什么别的原因，还是因为月光。这些念头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
我们放心地下了山，经过北坡那边的小庙。庙已经作为封建迷信被政府拆毁，只剩下几条麻石墙基和蔓延野草。也许最近什么人家有了难，居然还有人来此供上长明灯，在残墙上贴几条红纸。纸上歪歪扭扭的一些字，大概是香客的祈愿。
全保把油灯嗅了嗅，说是茶油，可以带回去炒菜。我们早就缺油了，当然为之兴奋，找到一个较大的灯壶，把所有的灯油囊括一尽，也算今晚没有白跑一趟。
只有黄毛狗仍是惶惶，从前面往后面跑，又从后面往前面窜，溜出一串沙沙沙的急跑声，几次挤撞我的小腿。我不知道它在搜寻什么，要提醒我们什么。
后来的一天，我从镇上背了满满一篓薯种回来，路过石砒寨的一座桥——其实不算什么桥，只是横跨深涧上的两根大木头。因为走的人少，桥面爬满了青苔，甚至还长出苦蕨。桥下是寒气升腾的哗哗水声，还有掩盖溪谷的杂树，鸟雀这一下那一下的鸣叫。一个小石子丢下去，很久才能听到闷闷的落地之声，有时候甚至什么也听不到，小石子被沉重的寂静吞没了一般。
我在这个桥上来去过多次，没把它当回事，有时还在桥上大吼大唱，唱草原红卫兵来到天安门什么的。但这一天有些奇怪，刚刚上桥不久，一种可能失足身亡的念头无端袭来，突然抓住了我。这个念头如此顽固和强大，顿时使我双膝僵硬，已经不像是自己的，怎么也没法探出步子。我伸出手想抓住什么，比方说抓住脚下的木头，但腰弯不下来，抓了好一阵还差几寸。我趔趄了一下，顿时两眼一黑。
事后想起来，这一天的风可能比较大，把我的喘息和自语都迅速吹远，变成我身后另一个陌生者的声音。盖满溪谷的树林在摇晃，似乎已经杀机毕露，眼看着就要呼啦啦向我扑来。我知道，这个时候任何一个不当的动作，任何一次粗鲁的呼吸，都可能造成强大的反推力从而把我轻而易举抹下桥去。但我不知道哪一棵树或者哪一块石头将是我的末日。
我一定是发出了惊叫。
桥对面有一个人。
这个人早就在桥那边，静静地蹲着，大概在等我先过桥。我曾隔桥看见他脸上白花花的疮痂，显然是个麻风佬，是从附近麻风村跑出来的。他蜷缩身子如一尊息翅的老雕，只有一双锐利的眼睛不时闪动，显出他还是一个活物，在暗暗捕捉眼前的动静。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已经上桥，朝我递来一只手。确切地说，这不是手，充其量是根肉棒，披着疮痂的细小肉棒，因为除了拇指以外，其余的指头都已经没有了。
我没有工夫恶心，也没有任何选择，只能不顾一切地扑上去紧紧抓住生命的希望。在这一瞬间，我万分惊讶那只手的力量，透着硬，透着重，透着狠和倔强，透出一种在地上生了根的稳定感，并且像电一样立刻贯通我的全身。我感到它足以挂住我的全部重量，即使我用全身气力去摇撼，即使再加上五六个人用全身气力去摇撼，也无法使它动摇丝毫。我从没有接触过这样的钢蹄铁爪。
我被这只手接引过桥，一脚踏到了厚重的土地。直到这个时候，身上全部毛孔才突然齐刷刷张开，顷刻就汗湿了衬衣。几乎被恐惧消灭的心跳，此时也才咚咚地恢复。
他往桥那边走去。
“多谢了，请问大叔贵姓？”
他给了我一脸疮痂，没有什么表情。
“你……抽烟？”我急急地举起红橘牌烟盒。
他犹豫了一下，走过来，伸出刚才那只肉棒，靠残留的拇指夹住香烟。
我给他点火。他不要，只是把香烟插进衣袋。
“你是唐家湾那个麻风村的么？”
他喉头发出咝咝的一道尖音，走了。
回到林场。天已近黑。我的第一件事情当然是赶快洗手，用肥皂，用敌敌畏，用碘酒和盐，恨不能把手刨去一层皮。全保和卫克听说我接触了麻风，也立即宣布戒严措施，大喊大叫，不准我碰他们的脸盆水桶以及任何东西，要我赶快去医院检查。场长哈佬的经验当然多一些，说麻风最毒在尿，不沾风尿就不碍事。他要我去镇上买一种三蛇祛风酒来喝，又要我站在伙房里，关闭门窗，烧了一把柴火。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把土硝投到火中，然后借着火光仔细看我。这种小游戏的结果是，他宣布我的脸色如常，没有蓝光，大可放心。
我后来才知道，这是本地人检查风虫的方法。
哈佬还向我打听过桥的麻风佬是什么模样，待我细细说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是二老倌啊。”
“二老倌是谁？”
“你不认识的。”
“是唐家湾的？”
“莫是，二老倌就是这个村的，死了——哎哟，死了上十年吧？”
“死人?”我吓了一跳。
“你们明日早上到蛇坡上挖杉树坑，一人挖两个就回来吃早饭。我不来喊了，听见没有？”哈佬披着褂子准备回家。
我不让他走，不容许他这样吓唬我，这样搞乱我的思想和制造我的噩梦。他凭什么把一个大活人说成是死人？
他显得有点不耐烦了，“我屋里桂蓉都要放人家了，我屋里的雪梅都做了娘，我还会同你打诳？莫是别人，定局就是他。他走起路来左脚有点跛是不是？”
我回忆不起了。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这已经让哈佬把鼻涕抹得更加自信。“他镶了一个金牙是不是？”
我这次回忆起来一点印象，那个上唇完全溃烂的嘴上，确实有过金光一闪。
哈佬高兴了，一口咬定：就是二老倌么。他还说，前几天听到夜里的山上有声音，他就猜想是二老倌飘魂，只是当时没给我们交底。
这是一种让人心惊肉跳的说法。两个女知青闻之变色，吵吵嚷嚷就要哈佬批假，让她们回城里去。我当然半是害怕半是好笑，不想把农民的迷信当一回事。我和全保、卫克强烈要求哈佬说下去，让我们知道二老倌是个怎样的人，是怎么死的，怎么可能飘魂。世界上还真有飘魂这回事么？
哈佬朝猪场那边张望一下：“莫什么好说的。我回家卧南风去啊——”说完就走了。
他的躲闪是一个谜，更加引起了我们的好奇。我后来又问过其他人。这些本地人不觉得飘魂有什么奇怪，倒觉得我们的奇怪很奇怪。你们怎么认为世界上没有鬼呢？如果没有鬼的话，这人死了是到哪里去了呢？如果没有鬼的话，这做了善事或恶事的人如何得到报应？岂不是两腿一伸都赖了账？这天下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如果没有鬼的话，有的人活到八十岁，有的只活到十八岁，有的天天吃肉，有的天天吃糠，这一切不平之事如何解释？如何让人心服口服？
这一天，哈佬挑着一杆秤来称猪，走到塘坝上不慎摔了一跤，秤砣滚落到水塘里。他不会水，央求我们下水帮他寻找。我乘机胁迫，一定要他说出二老倌的故事，不然我就不下水。他没有办法，只好从实招来。
他说得没头没脑，东一句西一句的。我费力地去粗取精，才从他的话里总结出这么几条：
一，二老倌就是他侄儿，从小不大务正业，心里不明亮，性子又烈又横，喜欢到外面打架惹祸，有一次还被人家打得自己的左腿骨折。
二，二老倌被小镇上的一个麻风女惑住了。那麻风女面若桃花，搔首弄姿，围裙里经常藏着菱角和米糖，用来勾引过往少年。照老班子的说法，男风不能卖于女，女风可以卖于男，一卖风虫就可以给自己消灾，所以麻风女常用这个办法转嫁恶疾。
三，二老倌的死是因为他作恶，有一次调戏一位小寡妇，还打劫人家的金镯子，一失手竟把人家推下山，尸体后来被一个挖药的人发现。这样的暴行自然引起公愤，寨子里的人只好给他“开款”。
我后来才知道，开款就是动家法杀人，是民国以来政府明令禁止的族规。当然，是否真正存在过这种规矩，说法也是各个不一。我见到的一位地方志专家就断然否认有这回事，说开款同放蛊一样，同“白马会”一样，都是以讹传讹，纯属历史伪造。专家还说，二老倌的故事更不足为凭，不过是长辈人编个故事进行道德训诫，吓吓人而已。
我不知道哈佬是否伪造历史。从他叙说的模样来看，他倒是说得有眉有眼活龙活现的：那一次秘密开款，全村男子都得参加。每人持铁钯一把，在开款前先将铁钯钉在树干上，表示各自的决心和誓约。他们烧一堆大火，在冲天火光中由最长者唱款，也就是宣布族规家法。然后由伏法者的父母和全部嫡亲行款，就是动手杀人。他们用火烧或者用刀砍，一边杀自己的亲人，一边还必须大叫：杀得好！杀得好！不杀不平民愤！不杀天理不容！诸如此类。他们必须大碗喝酒，高声大叫，扎脚勒手地在场上冲进冲出，拿出一种大义凛然威武豪壮的劲头。如果他们不这样，如果他们有任何一丝悲戚或迟疑，他们就会受到宗亲各户的鄙视，比如说他们的红白喜事都不会有人来喝酒，他们盖房子不会有人来帮工——以后就永远抬不起头，做不起人了。
二老倌就是这样死的。
我对这个介绍颇感意外，因为我在石砒碰到的那个人没有半点凶顽迹象。
“这就对了。”哈佬认真地说，“开款才能开出好人来，这就叫归款。你懂么？这样的孽种，阳世时做了一件恶事，阴世里就要做七十七件善事来补过。阎王老子办事公道，规是规矩是矩，不是明求那号货。”
他是指大队的一个喜欢弄权的会计。
哈佬得到了他的秤砣，走了。他当场长只有一年，大概被上面认为工作不力，就免职回家了。他后来打米或打红薯浆，还路过林场的小土屋，一见面就模仿我们用省城官话骂娘，学着我们的话大喊“全保鳖”“卫克鳖”，以示朋友间的亲热。但实际上，他还是越来越生疏了。我们请他进房里坐一坐，他只是嘿嘿笑，朝屋里一看，并不跨进门槛。
我们几个知青也很快散了。我的女朋友调去当民办教师，去了很远的学校。另一个女知青老是叉着腰，办了个腰骨损伤的病退证明，把户口迁回城了。卫克主管林场的代销点半年，凡是干部来打酒或打酱油，他总是收半斤钱给七八两货，还加两颗纸包糖，把干部一个个都拍得眉开眼笑，终于被党支部推荐去读大学。惨一点的是全保，他年纪最大，做功夫又最卖力，还有一副唱歌的好嗓子，但因为父亲坐过牢，几次招工招生都没让他过政审关。他后来也是办病退才回城的。那一天晚上我帮他挑了一部分行李，送他到镇上。从镇上回来，我突然发现林场的小土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形影相吊。这张床是空的，那张床是空的，另一张床还是空的。这间房是我的，那间房是我的，另一间房还是我的。我望着窗外投进来的一角月光，心里有些空空的难受。
我不知道拿什么来度过今后的夜晚，那些好长的夜晚，好长好长的夜晚，好长好长好长的夜晚。那些夜晚里不再有朋友的笑闹和梦话，死一般的寂静里，只有山上不知来历的声音。我感觉到那种声音是专为我发出的，我是它的惟一听众。月出东山，它就及时地出现，笃，笃，笃，顺风漂流和飞扬，在我门前的地坪里旋绕，从我的窗子木栅间潜入，在我某本读过几十遍的破小说上跳荡，在我的床下或墙角悄悄囤积。
我认识了一个复员军人，住在一个叫棉花畲的村寨。他邀我去他家下象棋，让我少些寂寞。我去了，玩得太晚也就宿在他家。他家境不错，厚大被子有新棉的气息。但我光光的眼睛怎么也睡不着。主人以为我忌生床，我说不是。主人掌着灯要为我拍蚊子，我说不用。我后来总算想到，这里的月夜缺少我耳熟的声音，也就缺少了我必不可少的催眠曲。我已经不习惯窗外的山影一声不响。
我后来被招入县文化馆，最初一段也出现过这样的失眠。我不得不在睡觉前猛喝一大口白酒，把自己灌得天旋地转，才可勉强入睡。
我重返这个山寨，是十多年之后，熟人们一见，都哎呀呀大为惊喜，都说我“过得旧”，意思是没忘掉穷地方和穷朋友。他们知道我是作家，却不知道我写的小说。说实话，我以前写的小说很多都取材于此地，如果被他们读到，不知某些原型人物有何看法——他们不会责怪我过于刻薄和丑化吧？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并不知道我在小说里写到他们。他们只是一口咬定我在《人民日报》上的征联十分了得，三年之内居然无人可以对出下联。我大吃一惊，问这是听谁说的。他们说是中学的胡老师说的。我问那上联是什么。一个后生想了片刻，才想出来：童子打桐子桐子落童子乐。
我差点笑翻。
“你真是个化学脑壳，怎么读得进那么多书呢？出的上联怎么那样难对呢？听说科学院开了三天会，也没人对得出下联。”有个后生还是瞪大惊羡的双眼。
“哪有这样的事？胡老师怎么能造出这种谣言？”
我的大笑并不能纠正他们的误传。相反。我越是否认，他们越是觉得我谦虚，不过是低调做人，免得树大招风和引人攀附。我这才明白，传说比真实的力量要大得多。
我没有见到哈佬。听说他儿子去城里打爆米花，他插完早禾就给儿子帮忙去了。我去找另外一个熟人，顺便到岭上走一走。我想到了当年山上的声音，想起当年关于飘魂的奇怪故事。我看见岭上已有了几户新的瓦房。其中一户的门前，一位后生正在修理手扶拖拉机，两手油污污的。他给我让了座，筛上茶，说这岭上从没有什么奇怪声音啊。我仔细描述了那种声音。他想了想，哦了一声，说是懂鸡婆吧。他说懂鸡婆叫起来就像是砍树，要不就是岩蛙——岩蛙叫起来也是惊天动地，几里路以外都可以听到。
我下了山，走在一条泥路上，不时跨过深深的车辙。我想起那时候哈佬带着我们来修路迁坟，其中就有二老倌的一座——是哈佬指认的。我们砍去茅草和杂树，刨去草根错结的土层，撬开拱砖中的一块，一股热气立刻从缺口里冒出，吓得我们纷纷闪避。女知青更是捂住口鼻逃得老远。我从逐渐扩大的缺口里，看见了黑暗洞穴里面已有很多落土，还有依稀可见的朽木和白骨。我们已经挖过很多坟，发现所有白骨都一样，无法辨别贵贱，甚至无法辨别老少，二老倌的当然也没什么特别。他只是有一颗金牙，已经蒙上泥垢和污水，被哈佬擦一擦，才有微弱的一粒闪光。
我最为惊异的是，我在这座老坟里，看见了比较新鲜的板栗壳和包谷粒，据哈佬说，这就是他飘魂出土的证明，是他吃剩的东西。在坟前的一棵歪脖子桐树旁，我还发现了一根红橘牌香烟，虽沾有雨渍和泥沙，但基本上完整无损，商标隐约可辨。
我捡起来看了看。
可能是出自我的烟盒，也可能是陌生过路人无意间的遗落。
那支烟，永远留在山里面了，也许我眼下还能找得到。
1994年11月
(最初发表于1995年《作家》，后收入小说集《北门口预言》。已译成法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