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要说，我们应该反思，什么叫城市化，在我看来，城市化仅仅意味着一些现代的基础设施和现代的公共品。在某些地方，人们可以获得现代的便利，只要有了这些便利，这些地方就是城市，与这个地方是国有土地还是农村集体土地、是在山区还是平原，没有任何的关系。
中国要走一条健康的城市化的道路，在我看来，这条道路就是一条自发秩序的道路，应该允许人们自己建造自己的城市，政府要做的就是进行规划的管理，而不是人为地在国有土地上建城，或不允许生活在非国有土地上的人们建造自己的城市。
土地财政异化城市化过程
一直有学者喜欢为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模式辩护，他们说，地方政府手头没有钱，又必须进行经济建设，就不能不转而开发和利用土地财政。这样的辩解也许成立，不过在现实中，通过土地财政推动城市建设，将让城市完全变形。
政府通过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手段直接获取土地收益，是土地财政的初级形态；政府依靠土地资源、借助投资公司进行融资，则是土地财政的高级形态。重庆提供了后者的典型。从2002年年末开始，为了解决城市建设的资金问题，重庆市政府相继组建了八大投资集团，用以承担政府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实际上，这些公司并不从事城市建设活动，他们是地方政府用以融资的金融工具。而他们用于融资的主要资源就是土地储备。八家投资集团均被赋予土地储备功能，家家都有至少数万亩的土地储备，目前总量已超过40万亩。
这种高级土地财政游戏要维持下去，依赖于两个条件：第一，房屋价格持续上涨，从而为土地价值提供保障。第二，政府不断扩大圈地规模，以保持自有资源具有一定规模，只有这样，银行才相信风险可以被控制。因此，土地财政驱动政府不断进行土地储备，且规模越来越大。
这样一来，城市建制区的面积就会不断扩张，换言之，土地财政驱动中国的城市化走上了最粗放的空间扩展之路。黄亚生教授的研究表明，从1996年到2007年，即中国的城市化突飞猛进的时期，中型城市的人口密度实际是在降低的(至少是户籍人口)。内蒙古康巴什豪华新城空无一人，虽然较为极端，但程度稍低的情形几乎全国所有城市都存在。
一个显著的例证是，自2010年年底开始，各大城市都公布了大规模的土地储备计划，仅北京市朝阳区就准备将3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列入储备范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说出来吓人一跳，这相当于两个中心城区的面积。同样，重庆市八大投资公司拥有的40万亩土地，也是相当惊人的规模。但是，为了保持资产的价值，这些公司仍会不断地储备土地。这是一个不能停止的游戏。
这样的城市建设当然是见物而不见人。土地财政的初衷是服务于城市建设的，但在官员政绩指标体系激励下，城市建设本身就已经变质为官员追求政绩的一个工具。从城市建设中，有些官员希望获得的仅仅是GDP的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高速度地扩大土地储备、扩张城市规模，乃是实现GDP和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捷径。至于民众的生活是否因此而幸福，在那些官员眼里，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即便城市的快速扩张导致民众的幸福感下降，比如，房屋价格持续上涨的压力让所有人陷入焦虑状态，那些官员们也无动于衷。
因此，过去20多年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只能说是城市建筑物的快速构筑过程，而根本不存在一个相应的城市社会秩序、精神秩序的建设过程。甚至可以说，快速的城市扩张瓦解了原有的城市社会秩序和精神秩序，又让新的秩序根本无从生长、发育，现在的城市完全处于社会秩序与精神秩序的真空状态。这是人们普遍陷入焦虑状态的根源。
土地财政推动的城市化过程也扩大了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首先，城市在空间上高速扩张的基础是地方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以低廉价格进行大规模拆迁或者征收农民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