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解开头盔的扣子，发现一条长长的裂缝一直延伸到头盔中间——头盔破了！我摸了摸头顶，乱糟糟、汗津津的头发下面，头皮有些疼痛。我用力闭了一下眼睛，然后睁开，把手指放在眼前晃动了一下。5 个手指都还在！我捂住了一只眼，又换了一只眼，确定我的视力也还不错。我活动了一下膝盖，朝四周看了一圈，除了能看到一只长脖子、黑尾巴、黄胸脯的鸟在自行车旁边的路面上啄食外，一个人影儿也没有。我努力听了听，想知道第二梯队的骑手是不是赶了上来。但除了鸟儿轻柔的叫声、附近一棵树发出的沙沙声、回响在树林里的纱门猛地关上的声音，以及附近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再也没有别的声响了。
我觉得有些恶心。我用手捂着胃，细细感觉着手底下皮肤的一起一伏，并数着自己吸气呼气的次数。我从 10 数到 20 肩膀上的疼痛如同千军万马奔腾而来，膝盖上的皮肤也被磨得稀烂，我只能这样把注意力从疼痛中转移开。恶心的感觉慢慢消退了。
肩膀渐渐麻木了，我试着动了一下，但没有用。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急需润滑的“生锈人”。我前后活动了一下双脚，双脚都湿漉漉的。我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重心一落在受伤的膝盖上，就痛得自己直哼哼。我扶起车，跨了上去，用脚蹬了蹬仅剩的那个踏板。不管怎样，我得再前进 1.5 公里，骑完这段红土路 我的工作人员在那里等着我，朱莉会照顾我、清洗我的伤口，我们会把车放在拖车里，拖回酒店去……
我歪歪斜斜地向前蹬了一脚，用一条腿骑行，另一条腿悬空，鲜血从膝盖上往下滴，这时，我的脑袋也抽痛了一下。天空渐渐晴朗起来，灰白色的天空下，零星的雨点飘入墨绿色的热带海洋。我想到自己为了这次比赛花费了几千小时进行训练，想到自己从两年前一个超重又爱吃芝士汉堡的人变成了锦标赛的种子选手，想到自己是怎样完全改变饮食，并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我看了一眼破损的踏板，想到摆在我面前的 220 公里：不可能完成了。就这样吧，我想 既感到羞愧，又感到解脱。我的比赛到此结束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完成红土路上最后 1.5 公里的骑行的，很快我就看到了在前面等待的工作人员、停着的车、为运动员准备的补给品和药品。我的心跳开始加快，努力朝他们蹬着车子。我马上就能看到我的妻子朱莉和继子泰勒了，马上就能告诉他们刚才发生的事故，告诉他们我辜负了自己和他们的期望 为了我的梦想，家人们牺牲了很多。“你大可不必这样，”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对我悄声说，“为什么不转过身去，或者，在别人看到你之前，溜到树林里去？”
我看到朱莉挤出人群迎接我。过了一小会儿，她才发现我的伤。伤势让她震惊，我看到她的脸上满是担忧。我的眼里噙满泪水，努力不让眼泪流下来。
本着“Ohana”（夏威夷语中的“家庭”）精神 这是比赛的灵魂所在，我的身边突然围了半打工作人员，其他参赛运动员的工作人员也急匆匆地过来帮我。朱莉还没来得及讲话，维托?比亚拉（Vito Biala）就拿出急救箱帮我处理伤口，他是今天三人接力组“夜间火车”的工作人员，也是锦标赛的传奇人物、元老。“平躺在路上。”他平静地说。我试着打起精神回他一个微笑，但我连这个也做不到。
“不该出现这种情况的，”我有些嗫嚅地对他说，“但踏板坏了，自行车翻到了我身上。”我比划着左踏板在自行车上的位置。
说完，我觉得心里好受了一些。这几句话实际上等于向维托承认我决定弃赛了，一瞬间，我觉得肩膀上的重担减轻了很多。我竟对自己糟糕的状况感到了一丝慰藉这是种简单而体面的结束方式，很快我就能躺在酒店温暖的床上了。我都能感觉到床单柔软的触感，想象到自己的脑袋枕在枕头上，明天也不用跑两倍于马拉松的赛程，我可以和家人一起去海滩玩耍了！
